中國遼、金兩個王朝先后統治地區內的繪畫創作活動。

    遼代繪畫916年耶律阿保機統一各部建立契丹國，947年耶律德光改國號為遼,至1125年金滅遼止，遼王朝統治北中國209年。在遼的統治區內,各民族人民創造了以漢族文化為核心并帶有不同民族和地區特點的文化藝術，在契丹族內也涌現出一批富有成就的畫家。契丹貴族中受漢文化影響，精通詩文書畫的，也不乏其人。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之長子東丹王耶律倍，就是一個卓有成就的畫家。他性好詩書，尤精繪事。他于后唐長興二年(931)投奔后唐明宗,被賜名為李贊華。他善畫契丹貴族生活及鞍馬，頗負盛名。遼興宗耶律宗真亦善丹青，曾以所畫《千角鹿圖》作為禮物贈送給宋仁宗。此外，遼代貴族耶律□履曾于遼興宗重熙（1032～1055）年間及道宗清寧（1055～1064）年間2次使宋，寫宋皇帝肖像攜歸。還有南院樞密使蕭融，也以好畫著名，摹唐代裴寬、邊鸞繪畫作品。凡有奉使入宋者，他常出重價購求繪畫名跡，以備臨摹學習。遼與宋在繪畫上有著不斷的密切交流活動。

    遼代傳世的卷軸畫不多，有些作品的可靠性還待進一步論定。傳為胡□《卓歇圖》、耶律倍（李贊華）《射騎圖》、《人騎圖》等，技巧皆甚為精湛。傳為五代人的《秋林群鹿圖》、《丹楓呦鹿圖》,就其題材及畫風來看，實為遼畫中之精品。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中發現的《采藥圖》造型質樸，筆墨雖簡略，但頗為純熟，人物造型猶存唐風，帶有民間壁畫風趣。遼寧法庫葉茂臺遼墓出土的兩幅絹畫《深山會棋圖》與《竹雀雙兔圖》，是新發現的遼畫重要作品。前者畫人物，其屋宇、服飾均為漢制,樹石山巒畫法屬北方系統,研究者認為系遼代漢族畫家描寫漢族士大夫隱逸生活的創作。后者以對稱的布置和富有裝飾性的手法描繪動植物,風格獨特,帶有契丹族畫師的若干特征。遼代寺廟壁畫尚有少量遺存，1949年后考古發掘中又發現了一些遼墓壁畫，為了解遼代繪畫提供了寶貴資料。

    遼代繪畫繼承唐及五代傳統，卻又獨具特色，多描寫北方少數民族生活情狀，以人物、鞍馬居多。畫花卉鳥獸帶有濃郁的裝飾味，技法有獨到之處，唯山水畫處于發展階段，尚未臻成熟，遠不及北宋繪畫之隆盛。

    金代繪畫1115年完顏部首領阿骨打建立金朝，金太宗繼之滅掉遼及北宋，稱雄北方，成為與南宋對峙的強大王朝。金朝在當時北中國高度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影響下，積極吸收漢族文化典章制度和漢族美術。1127年金兵攻破北宋京城汴梁（今河南省開封市），便將一些畫工俘擄北去，使其在金朝地區內從事繪畫活動，北宋宮廷藏畫也有不少流散到北方。在漢文化影響下，金代繪畫較之遼代更為隆盛,特別是金世宗大定(1161～1189)年間迄金章宗泰和(1190～1208)年間,繪畫活動益趨活躍。金代宮廷講求書畫名跡的收藏，以所獲北宋和內府藏畫為基礎，復從民間征集加以充實。金章宗善詩文書法，又愛好繪畫，他在政府秘書監下設書畫局，將藏畫加以鑒定，又效宋徽宗書體在名作上題簽鈐印。金朝還在少府監下設圖畫署，“掌圖畫鏤金匠”。文獻中也記載金世宗大定十四年詔畫功臣28人像于衍慶宮，則是仿效漢唐畫功臣像的重要繪畫活動。

    金代有關書畫家和流傳作品，沒有完整的文獻記載，但在金元人的詩文中，亦可窺見此時期的書畫風氣之盛。如金人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元好問《中州集》及《遺山文集》、胡□□《柴山大全集》、湯□《畫鑒》、夏文彥《圖繪寶鑒》等書中，對金代書畫家任詢、王庭筠父子、楊邦基、李早、武元直等人及其作品均有論述。遺存至今的作品如李山《風雪杉松圖》，可見其受郭熙、王詵影響頗多。武元直《赤壁圖》以全景山水表現赤壁壯美的景色,都與南宋馬遠、夏圭畫風不同。王庭筠《幽竹枯槎圖》，與北宋蘇軾《枯木竹石圖》一脈相通。張□《神龜圖》在格法上與五代黃筌《寫生珍禽圖》亦有相通之處。趙霖《昭陵六駿圖》反映了金代鞍馬成就。張□《文姬歸漢圖》又可見金代人物畫的風貌。現存山西朔縣崇福寺、山西繁峙巖山寺等處的金代壁畫，以及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幾處金代墓室壁畫，可以看出金代壁畫也是相當繁榮的。金代繪畫對元代繪畫有重要的影響。

    在中國繪畫史上,明代畫風迭變,畫派繁興。在繪畫的門類、題材方面，傳統的人物畫、山水畫、花島畫盛行，文人墨戲畫的梅、蘭、竹及雜畫等也相當發達。在藝術流派方面，涌現出眾多以地區為中心、或以風格相區別的繪畫派系。在師承方面，主要有師承南宋院體風格的宮廷繪畫和浙派，以及發展文人畫傳統的吳門派和松江派、蘇松派等兩大派系。在畫法方面，水墨山水和寫意花鳥勃興,成就顯著,人物畫也出現了變形人物、墨骨敷彩肖像等獨特的新面貌。另外，民間繪畫，尤其是版畫，至明末呈現繁盛局面。

    明代繪畫的發展大致可分為早期、中期、晚期3個階段。

    早期繪畫從洪武（1368～1398）至弘治（1488～1505）年間。明代宮廷繪畫與浙派盛行于畫壇，形成了以繼承和發揚南宋院體畫風為主的時代風尚。

    明代宮廷繪畫承襲宋制，但未設專門的畫院機構。朝廷征召的許多畫家,皆隸屬于內府管理,多授以錦衣衛武職。畫史稱他們為畫院畫家，實際上是宮廷畫家。洪武和永樂(1403～1424)兩朝屬初創時期，機構未臻完備，風格也多沿續元代舊貌。至宣德（1426～1435）、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間浙江與福建兩地繼承南宋院體畫風的畫家，陸續應召入宮，遂使明代院畫一時呈現出取法南宋院體畫的面貌，宮廷繪畫創作達到鼎盛時期。正德（1506～1521）以后，吳門派崛起，逐漸取而代之。明代宮廷繪畫以山水、花鳥畫為盛，人物畫取材比較狹窄，以描繪帝后的肖像和行樂生活、皇室的文治武功、君王的禮賢下士為主。如商喜《明宣宗行樂圖》、謝環《杏園雅集圖》、倪端《聘龐圖》、劉俊《雪夜訪普圖》等都是其例。山水畫主要宗法南宋馬遠、夏圭，也兼學郭熙，著名畫家有李在、王諤、朱端等人。李在仿郭熙幾乎可以亂真，王諤被稱為“明代馬遠”。花鳥畫呈現多種面貌，代表畫家有擅長工筆重彩的邊景昭，承襲南宋院體傳統，妍麗典雅而又富有生意。孫隆從北宋徐崇嗣脫胎而出，專攻沒骨法。林良以水墨寫意花鳥著稱，筆墨洗練奔放，造型準確生動。呂紀工寫結合，花鳥精麗，水石粗健，自成一派。明代宮廷繪畫雖未取得像宋代院畫那樣劃時代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開拓。

    浙派以戴進和吳偉為代表，活動于宣德至正德年間。因創始人戴進為浙江人，故有浙派之稱。繼起者吳偉為湖北江夏（今武漢）人，畫史亦稱他為江夏派，實屬浙派支流。戴、吳二人都曾進過宮廷，畫風亦源自南宋院體，故浙派與宮廷院畫有密切的關系。戴進、吳偉作為職業畫家，畫藝精湛，技法全面，山水、人物都很擅長，山水畫成就尤為突出。但二人風格又有所區別，戴進變南宋的渾厚沉郁，而為健拔勁銳之體，但仍不失謹嚴精微；吳偉以簡括奔放、氣勢磅礴見勝。論者謂他“源出于文進（戴進），筆法更逸，重巒疊嶂，非其所長，片石一樹，粗簡者，在文進之上。”戴進、吳偉前后踵接，影響了一大批院內外畫家。追隨者有張路、蔣嵩、汪肇、李著、張乾等人。張路的山水畫水墨淋漓，人物畫則以挺秀、灑脫見長。蔣嵩善用焦墨，筆法簡率。汪肇作品多動蕩之勢。李著學吳偉筆法，遂成江夏一派。浙派至后期，一味追求粗簡草率，積習成弊，正德后遂見衰微。明代后期藍瑛，有人稱之為“浙派殿軍”，從師承、畫風看，實與浙派無涉。

明代早期，江南地區還有一批繼承元代水墨畫傳統的文人畫家，如徐賁、王紱、劉玨、杜瓊、姚綬等人。徐賁山水承董源、巨然，筆法蒼勁秀潤。王紱喜用披麻兼折帶皴作山水，繁復似王蒙，墨竹挺秀瀟灑，被稱為明代“開山手”。劉玨山水取景幽深，筆墨濃郁，近王蒙、吳鎮。杜瓊善水墨淺絳山水，多用干筆皴染。姚綬主要師法吳鎮、王蒙，風格蒼厚。他們的畫風堪稱吳門派先驅。

還有一些畫家，雖未歸宗立派，亦各有建樹。如初宗馬遠、夏圭，后師法自然，以畫《華山圖》著名的王履；被稱為院派，給唐寅、仇英以較大影響的周臣；擅長水墨寫意人物和山水的郭詡、史忠；以白描人物著稱的杜堇等人。

    中期繪畫約自正德(1506～1522)前后至萬歷(1573～1620)年間蘇州地區崛起以沈周、文徵明為代表的吳門派，主要繼承宋元文人畫的傳統，波瀾日壯，成為畫壇主流。

    明代中期，作為紡織業中心的蘇州，隨著工商業的發展，逐漸成為江南富庶的大都市。經濟的發達促進了文化的繁榮，一時人文薈萃，名家輩出，文人名士經常雅集宴飲，詩文唱和，很多優游山林的文人士大夫也以畫自娛，相互推重。他們繼承和發展了崇尚筆墨意趣和“士氣”、“逸格”的元人繪畫傳統，其間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最負盛名，畫史稱為吳門四家。他們開創的畫派，被稱為吳門派或吳派。

    沈周和文徵明，是吳門派畫風的主要代表。他們兩人都淡于仕進，屬于詩、書、畫三絕的當地名士。他們都主要繼承宋元文人畫傳統，兼能幾種畫科，但主要以山水畫見長，作品多描寫江南風景和文人生活，抒寫寧靜幽雅的情懷，注重筆情墨趣，講究詩書畫的有機結合。兩人淵源、畫趣相近，但也各有擅長和特點。沈周的山水以粗筆的水墨和淺絳畫法為主，恬靜平和中具蒼潤雄渾氣概,花卉木石亦以水墨寫意畫法見長,其作品主要是以氣勢勝。文徵明以細筆山水居多，善用青綠重色，風格縝密秀雅，更多抒情意趣，蘭竹也瀟灑清潤。唐寅和仇英有別于沈周、文徵明，代表了吳門派中另外的類型。唐寅由文人變為以賣畫為生的職業畫家，仇英為職業畫家，在創作上則受文人畫的一定影響，技法全面，功力精湛，題材和趣味較適應城市民眾的要求。他們兩人同師周臣，畫法淵源于李唐、劉松年，又兼受沈周、文徵明和北宋、元人的影響，描繪物象精細真實，也重視意境的創造和筆墨的蘊藉，具有雅俗共賞的藝術效果。唐寅的山水畫多為水墨，有兩種路數：①以李唐、劉松年為宗，風格雄峻剛健；②為細筆畫，風格圓潤雅秀。人物畫則時工時寫，工筆重彩仕女承唐宋傳統，細勁秀麗，水墨淡彩人物學周臣，簡勁放逸。仇英從臨摹前人名跡處得益，精謹清雅，擅長著色，以青綠山水和工筆人物著稱。

    吳門四家杰出的藝術成就，在當時產生巨大的影響，從學者甚眾。宗法沈周的有王綸、陳煥、陳鐸、杜冀龍、謝時臣等人，王綸為沈周的入室弟子，陳煥較為粗重蒼老，杜冀龍稍變沈周之法，謝時臣以氣勢縱橫、境界宏偉見勝。追隨文徵明的不下二、三十人，著名的有文嘉、文伯仁、陸治、錢□、陳淳、陸師道、周天球等。文嘉山水疏簡,文伯仁縝密,陸治勁峭，錢□粗重，陳淳放筆寫意，陸師道細筆勾染，周天球兼善蘭石，諸家各具特色。吳門派諸家中陸治、陳淳、周之冕在花鳥畫領域中尤有新創。陸治是文徵明的學生，花鳥畫兼取徐熙、黃筌兩派之長，創文人畫的工筆花鳥新格，筆墨細秀，設色淡雅，有妍麗派之稱。陳淳亦出文徵明門下，花鳥畫受沈周影響，繼承水墨寫意技法，在造型的洗練、筆墨的放逸、情致的跌宕等方面有所發展，開啟了徐渭的大寫意畫派，與徐渭并稱。周之冕受吳門派影響，融匯陸治、陳淳兩家之長，另創一兼工帶寫的小寫意畫法，被稱為勾花點葉體。吳門派發展到明末，因循守舊，徒仿形貌，其地位被另辟蹊徑、重倡文人畫的董其昌及其流派所取代。

    后期繪畫約自萬歷至崇禎(1628～1644)年間繪畫領域出現新的轉機。徐渭進一步完善了花鳥畫的大寫意畫法。陳洪綬、崔子忠、丁云鵬等開創了變形人物畫法。以董其昌為代表的畫家在文人山水畫方面另辟蹊徑，形成了許多支派。

    徐渭是繼陳淳以后，從根本上完成水墨寫意花鳥畫變革的一代大家，其畫風有力地推進了后世寫意花鳥畫的發展,畫史稱為青藤畫派。他的花鳥,吸取了宋元及沈周、林良、陳淳等水墨花鳥的長處，又有重大革新。在題材方面，他大膽突破客觀物象形質的局限，賦予物象以強烈的個人情感，作品或緣物抒情，或借題發揮，一反吳門派文人畫恬適閑雅的意趣，而直抒激蕩不平的心情，產生撼人心弦的藝術感染力。在藝術形式上，他擅長潑墨法，以狂草般的筆法縱情揮灑，不拘成法，形象脫略形似，追求氣韻，墨色滋潤淋漓，奔放流動，充分發揮了生宣紙的暈滲效果。這種隨意點染的畫法，氣勢磅礴,縱橫睥睨,恰當地表達了畫家熾熱激憤的情懷。徐渭的畫風，對清代的朱耷、石濤、揚州八怪、海派乃至現代的齊白石等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明代中后期的人物畫，承浙派者流于粗陋簡率，效唐寅、仇英者日趨柔弱靡麗。陳洪綬異軍突起，一掃弊習。他糅合傳統藝術和民間版畫之長，在浙、吳兩派之外，別樹一幟。賦予所取題材以一定寓意，表達了作者鮮明的愛憎。人物形象夸張甚至變形，氣勢偉岸，格調高古，線條剛柔相濟，富有裝飾性和金石味；設色濃重，以俗為雅，他的畫風對后世影響深遠。其子陳宇、弟子嚴湛、魏湘等直承其法，清代王樹□、華□、羅聘等都融化他的畫法，清末“四任”（任熊、任頤、任薰、任預）更進一步發展了他的傳統。此外，陳洪綬也涉獵木刻插圖,造詣尤高,對版畫藝術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崔子忠擅長白描人物，與陳洪綬并稱“南陳北崔”。丁云鵬善畫道釋人物,兩人的畫風雖與陳洪綬不同,但同樣都反映了明末清初書畫藝術上的一股“寧拙勿巧、寧丑勿媚”的時代風尚。

    明代肖像畫在人物畫中較為發達，民間畫工中尤多寫真能手，至明代后期更有發展，曾鯨為其中富于創新精神的代表畫家。他的肖像畫重墨骨，即在用淡線勾出輪廓五官后和以淡墨渲染出明暗凹凸后，再以色彩烘染數十層,必窮匠心而后止。這種畫法較富立體感,可能已受到當時新傳入的西洋畫法的一定影響。學者甚眾，遂形成波臣派，影響直至清代。

    明代后期山水畫，繼吳門派而起的代表畫家是董其昌。他的藝術與吳門派有密切關系，為矯正吳門派末流之弊，他重倡文人畫，強調摹古，注重筆墨，追求“士氣”，并提出了南北宗論。由于他官至禮部尚書的顯赫地位和在畫壇上的聲望，遂成為畫壇盟主，他所創立的松江派遂取代了吳門派的統治地位。他提出的繪畫理論，尤其是南北宗論,對明末清初的繪畫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時之間蘇松地區形成了許多山水畫支派。這些畫派在觀點、主旨、方法、意趣等方面，與董其昌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在模仿某家和筆墨運用上各有側重。較著名的畫家有莫是龍，與他共創南北宗論，陳繼儒與他為至交，趙左亦常為其代筆，他們都是松江派主將；顧正誼創華亭派，董其昌早年曾受其啟導，宋旭亦屬華亭派巨子，沈士充受業于宋懋晉，兼師趙左，也為董其昌代筆，世稱云間派。另外，受吳門派影響的晚期畫家還有程嘉燧、李流芳、卞文瑜、邵彌、楊文□等人。程嘉燧的山水枯簡疏放，李流芳爽朗清秀，卞文瑜細秀，邵彌簡逸，楊文□兼具枯筆、秀潤兩種風貌。

    除蘇松地區外，晚明時期還出現了不少地區性的山水畫派。如浙江錢塘的藍瑛創武林派，安徽蕪湖的蕭云從創姑熟派，浙江嘉興的項元汴、項圣謨創嘉興派，江蘇武進鄒子麟、惲向創武進派等，這些派別大多影響不大。明末清初，雖然形成名目繁多，關系復雜的山水畫派別，但大多受吳門派和董其昌影響，統屬于文人畫的系統。

    明代文人墨戲畫也很發達。專門以墨竹著名的有宋克、王紱、夏□、魯得之，以墨梅著名的有孫以吉、陳憲章，以墨蘭著名的有周天球等。其中夏□的墨竹，被當時稱為第一。

    民間繪畫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和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明代的民間繪畫比較活躍，尤其是木刻版畫有較大發展。創作者主要是民間畫工，但也有一些文人士大夫畫家參與活動,如從事木刻的陳洪綬、蕭云從等人,曾為適應版畫的需要，而創作了不少畫稿。

    民間創作的卷軸畫，主要內容有風俗畫、歷史故事、神像畫、水陸畫及肖像畫等，許多不知名的民間畫工所繪制的肖像畫，一直流傳了下來。

    明代壁畫創作不如前代興旺，存世的主要是寺觀壁畫。較著名的有北京的法海寺壁畫、山西新絳縣稷益廟壁畫等。法海寺創建于元代，明代重建，正殿北壁《帝釋梵天圖》為明代壁畫中的精工之作。稷益廟初建于宋代，元代時重修，正殿東、西、南三壁均繪有明代壁畫，題材內容以古代神話傳說和社會生活為主，在寺廟壁畫中是少見的。其他還有山西稷山青龍寺壁畫、河北石家莊毗盧寺壁畫，明代流行的水陸畫，現存者亦多。云南麗江納西族自治縣的壁畫，富地方特色，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木刻年畫至明代逐漸普遍，到明末已初步形成蘇州桃花塢、天津楊柳青南北兩大創作基地，為清代年畫的繁興創造了條件。

    明代版畫，在中國古代版畫史上堪稱鼎盛時期。戲曲、傳奇、小說等文學作品插圖的成就最突出，不僅內容豐富，而且形式多樣。許多作品如小說《忠義水滸全傳》插圖、戲曲《望江亭》插圖等，謳歌英雄豪杰和自由婚姻,傳達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個性鮮明,情感細膩,構圖靈活，均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陳洪綬的木刻《九歌》、《水滸葉子》、《博古葉子》、《西廂記》等，對版畫的發展尤其產生深遠影響。畫譜的成就也很輝煌，胡正言完成的《十竹齋畫譜》和《十竹齋箋譜》以及《蘿軒變古箋》等，創造了□版水印、彩色套印的新技術，為中國雕版印刷術的發展作出了杰出貢獻。

    繪畫著述明代的畫論著述比前代豐富，不僅畫史、畫論眾多，還出現叢書輯錄，題跋、筆記也多成為專集。屬于史傳類的，有韓昂《圖繪寶鑒續編》、朱謀□《畫史會要》、姜紹書《無聲詩史》等。屬于論說類的,有王世貞《藝苑卮言》、董其昌《畫旨》、《畫眼》、《畫禪室隨筆》、莫是龍《畫說》、屠隆《畫箋》、唐志契《繪事微言》、顧凝遠《畫引》等。屬于品評類的，有李開先的《中麓畫品》、王□登的《吳郡丹青志》等。屬于繪畫叢輯的則有王世貞《畫苑》、詹景鳳《畫苑補益》等。屬于著錄類的，有都穆《寓意編》、張丑《清河書畫舫》、汪□玉《珊瑚網》、郁逢慶《郁氏書畫題跋記》等。另外，還有王履、沈周、文徵明、唐寅、李日華、陳洪綬等人的詩文、題跋、筆記中有關畫論的部分，其中頗多精辟的見解。

    中國從秦朝建立經西漢，至東漢滅亡這一時期的繪畫藝術，在戰國繪畫發展的基礎上，隨著封建社會的日益鞏固和上升，社會經濟趨于繁榮和發展，而展現出新的面貌，更加重視繪畫的政治功能和倫理教化作用。它將戰國時期地域不同的繪畫風格融合起來，形成雄厚博大、昂然向上的總的統一的時代風格。由于社會風俗習慣的改變，戰國時期在繪畫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從遺存物看）青銅器、漆器上的裝飾性繪畫，讓位于純繪畫的宮殿壁畫、地上建筑壁畫、墓室壁畫及與此相關的畫像石、畫像磚等。作為用于喪葬的絲織帛畫繼續流行，漆器上的繪畫也得到進一步發展和提高。在對外交流中，不斷吸收域外藝術的新因素。因此，秦漢繪畫在題材內容和表現形式及技法方面，均較戰國繪畫有了巨大的豐富、提高和拓展，呈現出一派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繁榮景象，為以后繪畫藝術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成為中國繪畫史上的第一個發展高潮。

    繪畫活動的空前高漲雖然文獻中早有運用繪畫裝飾建筑的記載，其中也不乏關于戰國壁畫的描述（見戰國繪畫），但繪畫的廣泛應用于宮室屋宇和墓室，無疑是在秦漢時期。

    在統一中國的過程中，“秦每破諸侯，寫放(仿)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復道，周閣相屬。（《史記?秦始皇本紀》）”在這些為了宣揚秦始皇統一大業及其擁有的無上權威，而建造的規模宏大的建筑群內部，繪制有許多壁畫。1979年在咸陽宮殿遺址殘壁上發現的車馬人物畫像，提供了關于秦代壁畫的實物憑證。到了漢代，從宮室殿堂到貴族官僚的府邸、神廟、學堂及豪強地主的宅院，幾乎無不以繪畫進行裝飾。“富者土木被文錦，貧者常衣牛馬之衣”，這既是漢代社會生活狀況的如實寫照，也是當時藻飾彩繪宮室屋宇的社會風習的反映。漢代皇宮中的壁畫，僅見于記載的就有不少。文帝時未央宮前殿十分奢華，有“雕文五彩畫”（見應劭《風俗通義》）。武帝時在甘泉宮內作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宣帝時又在麒麟閣墻壁上圖繪功臣像。東漢明帝時，在南宮云臺四壁上畫中興二十八將像。靈帝時亦曾于鴻都門學中圖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西漢末年不僅宮殿都繪有壁畫，貴族府邸內也有不少壁畫。見于記載的有魯恭王劉余靈光殿內圖畫,有天地、山神、海靈、古代帝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等形象；廣川王劉去的殿門上也繪有短衣大绔長劍的荊軻像，以及另一廣川王劉海陽的畫屋中繪有“男女裸交接”的壁畫等。一般官僚的府舍也都繪有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之類題材的壁畫。兩漢州郡也利用壁畫圖繪地方官吏事跡，并“注其清濁進退”以示勸戒,還利用壁畫來表彰屬吏和進行政治宣傳。在對反抗者進行鎮壓之時,統治者甚至運用壁畫作為手段。據《后漢書?劉□傳》記載,王莽在懸賞緝拿劉□期間,就曾下令“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劉□,字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當然，利用壁畫伸張正義的事例也曾見于史籍記載。東漢時延篤遭受黨錮之禍而死，他的鄉里人士便將他的形象畫在屈原廟內,以示景仰（《后漢書?延篤傳》）。

    漢代繪畫不僅大量施于宮室屋宇，亦大量施于陵寢墓室、享堂石闕。漢代習俗事死如生,以厚葬為德,薄殮為鄙,而且借孝悌的聲譽,還可以博取功名。這就是使得裝飾墳墓，為死者表彰功德的繪畫活動（包括繪制被認為能引導死者靈魂升天的帛畫“非衣”），其規模和數量都達到了空前高漲的程度。東漢趙岐甚至在活著的時候，就為自己的墳墓準備壁畫，“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贊頌”（《后漢書?趙岐傳》）。與此可相印證的是迄今已出土的許多漢代墓室壁畫、帛畫以及大量的漢代畫像石、畫像磚等現存繪畫實物。漢代雜技畫像磚

    除壁畫外,在宮殿的屏風上,貴族官僚的車馬、輿服、器用上都可見到精美的繪畫。漢代還出現一些可以移動觀賞的繪畫。這些作于木板或絹帛上的繪畫被用來贈送，甚至可以買賣，當是后來廣為流行的卷軸畫之濫觴。據記載，漢武帝晚年曾召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故事以賜霍光,東漢光武帝在宴見臣下時,被身旁屏風上圖畫的烈女像所吸引而“數顧視之”，梁皇后“常以烈女圖畫置于左右，以自監戒”。《西京雜記》上所載羊勝（西漢時人）所作的《屏風賦》，這樣描述屏風的裝飾：“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烈，□□昂昂。”可見即使是“古烈”題材，于政治教化作用之外，通過藝術加工，也含有很高的審美價值。

    與繪畫活動范圍的擴大以及對繪畫作品的大量需求相適應，秦漢時期以繪畫為專門職業的畫工日益增多。被羅致到宮廷的專門畫家被稱為“黃門畫者”或“尚方畫工”。知名者，西漢時有毛延壽、陳敞、劉白、龔寬、陽望、樊育等,東漢時有劉旦、楊魯等。據《西京雜記》所傳，毛延壽“寫人，好丑老少，必得其真”；陽望和樊育兩人都“善布色”。與商周時期從事繪畫的奴隸工匠相比，這些在宮廷中執役的畫工不僅專業化程度更高，也有較多的發展各自特長的可能，這無疑會給繪畫的廣闊發展創造有利條件。據文獻記載，上層社會中的一些文人士大夫（如張衡、蔡邕、劉褒等）也開始染指繪畫，這意味著繪畫日益受到重視和繪畫者社會地位的提高。

    繪畫的政治教化性質從繪畫的觀念內容與繪畫的社會功能角度考察，秦漢繪畫的一個主要特征是直言不諱地為處于上升階段的封建制社會的政治教化服務。綜觀漢代繪畫的題材,大致可分為3類:①包括車騎出行、庖廚宴飲、樂舞百戲、田獵農事、胡漢戰爭以及城郭、衙署、莊園、樓閣、倉庫等現實內容的社會生活題材；②古圣先賢，如黃帝、顓頊、堯、舜、禹、文王、武王、孔子、老子、柳下惠等，以及表現儒家忠孝節義觀念的歷史故事和歷史人物，如周公輔成王、丁蘭侍木人、老萊子娛親、董永孝親、梁節姑姊、齊義繼母、秋胡戲妻、聶政刺俠累、豫讓刺趙襄子、荊軻刺秦王、二桃殺三士等;③神仙靈異、祥瑞珍奇,如伏羲、女媧、東王公、西王母、日、月、星宿、雨師風伯、飛仙羽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比翼鳥、連理枝等。東漢王延壽在其《魯靈光殿賦》中對上述題材及其意義有十分清楚明白的闡述：“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托之丹青。……上紀開辟,邃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麟身,女媧蛇軀……黃帝唐虞……下及三后，□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后。”繪畫題材盡管包羅萬象,有天上、地下和人間,有時間上的回顧和空間上的展開,但從觀念形態來說,目的只在勸善戒惡，宣傳儒家的倫理綱常思想。古圣先賢、忠臣義士、孝子烈女無一例外都是作為世人的楷模來加以表現的。神話傳說、迷信怪異中的形象，則既體現著漢代社會“天人感應”的宗教意識、宇宙觀念，也滲透著統治者敬天法祖、神道設教的意圖。秦漢時期統治階級清醒地認識到繪畫的這種功利性質，并有意識地加以利用。宣帝時在麒麟閣畫功臣，明帝時在云臺畫名將，顯然都是意在鼓勵臣下效法功臣名將盡忠皇室。這種宣傳往往收到明顯效果，王充《論衡》說：“宣帝之時，圖畫漢列士。或不在畫上者，子孫恥之。”到東漢后期于中央廟堂“圖像立贊”表彰功臣名士的方法，被更為廣泛地運用。靈帝時高彪遷內黃令，靈帝“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為了表彰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人，靈帝還“詔□中尚書為松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在東漢時期,不僅用繪畫表彰官吏，而且也用繪畫表彰孝子孝女。如東漢孝子陳紀就被“圖像百城，以勵風俗”，孝女叔先雄也受到郡縣“立碑，圖像其形”的榮譽。實際上漢代墓室壁畫中普遍流行的車騎出行、歌舞、百戲、宴飲等生活排場的表現，除了炫耀統治者之聲威顯赫外，其用意也在訓誡子孫光宗耀祖博取功名。統治階級直接利用繪畫為政治服務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繪畫的社會功能,起到了刺激繪畫發展的作用。

    重要的繪畫遺存秦漢繪畫有較戰國繪畫遠為豐富的實物遺存。這些珍貴的秦漢繪畫實物資料絕大部分出自已經出土的地下墓葬，包括壁畫、畫像石、畫像磚、帛畫、木板畫、漆畫等許多品種，內容豐富浩繁，風格樣式多姿多采，藝術手法自由大膽，想像力更是無拘無束。它們洋溢著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生動地展現出中國封建社會上升期樂觀、開朗、自信的生活面貌和大氣磅礴、積極進取的精神氣概。秦代宮殿壁畫殘片

    秦都咸陽1號及3號宮殿遺址出土的壁畫殘片，是迄今已發現的秦漢繪畫中僅有的宮殿壁畫遺存。內容包括裝飾圖案、車馬出行、人物儀仗、臺榭建筑及麥穗、竹、梅等。從車馬出行殘片可看出有七套四馬一車的車馬,襯景為道路和樹木，是當時貴族游獵生活的形象反映。從人物儀仗殘片可看出有頭戴面具身著不同顏色長袍者11人，據推測這可能是描繪宮中打鬼儀式的《儺儀圖》。440多塊裝飾圖案殘片，系用黑、赭、黃、大紅、朱紅、石青、石綠等多種顏色畫出，圖案五彩繽紛，風格雄健。這批壁畫殘片雖只是當時秦宮大幅壁畫的支離破碎的局部，但卻可由此推見秦代宮室壁畫的規模、水平及其取材的廣闊。

    西漢墓室壁畫遺跡主要有洛陽出土的卜千秋墓壁畫、61號墓、金谷園墓以及八里臺墓室壁畫等處。卜千秋墓壁畫以粗放的線條勾勒描繪出人身蛇尾的伏羲、女媧,分別乘騰蛇與三頭鳥閉目飛升的男女墓主人，生動活躍的青龍、白虎，展翅飛翔的朱雀，內有蟾蜍與桂樹的滿月，飛著金烏的太陽,打鬼的方相氏,人首鳥身的王子喬，以及方士、仙女、仙兔、奔犬等眾多異常生動的形象，還有流動的云彩穿插連貫其中。線描的流暢灑脫和富于粗細變化,使得畫中的各種形象生氣盎然,畫面充滿動蕩活躍的氣氛，顯示出一個墓主人死后升仙的浪漫境界。洛陽61號漢墓中除有辟邪升天的內容外，還有兩幅較完整的可能是取材于歷史故事“鴻門宴”和“二桃殺三士”的圖畫。畫中人物造型夸張、神態生動，其粗獷率意的風格代表西漢墓室壁畫的特征。金谷園漢墓壁畫內容為日、月、星宿、靈怪、祥瑞等,其中亦有乘龍升天的形象,手法與卜千秋墓壁畫相同。八里臺墓室壁畫中的《上林虎圈斗獸圖》現存波士頓博物館，為西漢晚期作品。

    東漢墓室壁畫遺存主要有遼寧營城子、北園、棒臺子屯,河北望都、安平,河南密縣打虎亭，山東梁山，內蒙古和林格爾、托克托，山西平陸棗園村等處漢墓中的壁畫。在東漢墓室壁畫中，表現墓主身份及經歷的車騎出行、樂舞、百戲、屬吏、官署、幕府、莊園等現實生活內容逐漸成為主要題材，而神話與迷信內容則相應減少。繪畫技法更趨成熟多樣，對人物的身份、性格刻畫明顯受到重視,因而壁畫中的人物大多生動傳神,這標志著人物畫發展的新水平，也是三國兩晉至隋、唐時期中國人物畫大發展的前奏。望都1號墓室壁畫畫死者生前僚屬如主簿、功曹、游徼、寺門卒等，其中表現主簿的悠閑自在、小吏的謙卑恭謹、辟車伍佰勇猛威武，皆躍然壁上。手法以墨線勾勒為主，兼施渲染以表現明暗體積，色彩不多,但用筆肯定,畫風嚴整而有氣勢，確能代表本期人物畫的成就。遼寧遼陽北園墓室壁畫主要描繪墓主生前的生活情景，有燕居宴飲圖、屬吏圖、樓閣圖、樂舞百戲圖等。作者具有較高的寫實技巧，亦十分重視人物性格刻畫。構圖頗具匠心，全墓壁畫有完整的整體布局,各部分又能獨立成幅,有多樣統一、諧和而富于變化的藝術效果。在描繪手法上，勾勒、平涂、暈染等方法靈活使用,還采用了近于后世的沒骨法的畫法,色彩較為豐富復雜，并著意于表現對象之凹凸感。從馬的飛奔姿態也可以看出作者已不滿足于裝飾性的描繪，而致力于追求表現所畫對象的瞬間動態。東漢的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內容最為豐富,描繪了墓主人由“舉孝廉”至“使持節護烏桓校尉”時止的全部仕宦經歷。畫面上有繁陽、寧城、離石、武城等府縣城市，有官署、幕府、塢壁、莊園、門闕、樓閣等各種建筑，有出行、儀仗、飲宴、迎賓、百戲、庖廚等生活畫面，也有農耕、放牧、蠶桑、漁獵等勞動場景。還有古圣先賢、烈士豪杰、神話傳說、珍禽異獸等西漢以來的傳統壁畫內容。該墓壁畫場面壯闊,人物眾多,全面生動地展現了當時邊塞地區的社會風貌。整體風格率意灑脫，線條圓潤流轉，渲染賦彩技巧熟練，人物的身份、姿態、神情的刻畫生動入微。車馬出行與放牧圖中馬的造型簡練概括尤富意趣。

    畫像石是東漢時期重要的美術作品。雖系用雕刻的方法制成,實為以刀代筆施于石材平面上的繪畫,因此稱石刻畫。其題材內容與墓室壁畫大致相同。畫像石作為建筑構件，不僅用于地下墓室，也用于地面享堂和石闕。東漢畫像石有豐富的遺存，主要分布在山東、河南、四川、陜北等地區，江蘇、陜西、山西、安徽、河北、湖北等省也均有發現。其中最為著名的有山東孝堂山畫像石、嘉祥武氏祠畫像石、沂南畫像石墓、安邱畫像石墓等,河南南陽畫像石及密縣打虎亭1號漢墓畫像石。四川畫像石以刻在石闕上的最為精美，著名的有渠縣沈君闕、雅安高頤闕等。孝堂山畫像石為時間較早的東漢畫像石遺存，內容有神話、歷史故事、現實生活,其中,以車馬出行、歌舞、百戲、戰爭、庖廚等現實生活的描繪最為精采，手法為陰刻線描，較為單純質樸。嘉祥武氏祠包括武梁、武榮、武班等石室及兩個石闕，計存畫像40余石，在東漢畫像石中占據重要地位，為漢代畫像石之典型代表。其內容較孝堂山更為豐富，以歷史故事及歷史人物為多，并有榜文及贊語。雕刻手法為在凸起的類似剪影的平面形象上，以陰刻線紋刻畫細部。武氏祠畫像石構圖茂密，人物形體及姿態動作高度夸張；歷史故事題材往往抓住戲劇性的沖突場面來加以表現，古拙粗獷而富于激情，充滿力量感及運動感，確有深沉雄大的氣魄。沂南畫像石時間較晚，因而技法更為細致成熟，陰刻的線條流暢奔放，樂舞、百戲、祭祀、豐收等人物眾多的大場面，既雜然紛呈又井然有序，也有一種整體性的氣勢感,但布局處理上卻較武氏祠畫像石活潑自由,更帶繪畫意味。

    漢代“維蓋軺車”畫像石

    湖南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出土的帛畫“非衣”,內容豐富，色彩絢爛，帛畫以左右對稱、上下連貫的格局分三段描繪了天上、人間、地下的景象。眾多的人物、禽獸、器物被安排得有條不紊，疏密繁簡錯落有致。奇誕夸張的造型中體現出嚴謹細膩的寫實技巧。線條流暢挺拔,剛健質樸,設色以平涂為主,技法純熟,使用的礦物質顏料至今仍十分鮮艷。這幅帛畫是本期繪畫中的杰出作品之一，它全面而充分地體現了中國繪畫在漢代所達到的高度水平。同類的帛畫也見于馬王堆3號墓和山東臨沂金雀山9號墓。馬王堆3號墓帛畫除“非衣”外，尚有懸掛于棺房的大幅帛畫，保存較好的一幅長2.12米，寬0.94米,繪車馬儀仗,有官吏、兵卒、騎士等數百人，馬數百匹,車數十輛,場面宏大。金雀山9號墓所出帛畫,內容多為進食、歌舞、紡績、問醫、角抵等現實生活場景（見金雀山漢墓帛畫）。

    木板畫遺存有江蘇揚州邗江胡場漢墓所出的兩幅人物畫。漆畫以湖南長沙馬王堆1號漢墓及砂子塘漢墓出土的彩繪漆棺最為精美，堪稱代表。馬王堆漢墓漆棺于滿布的云氣紋中用白、紅、黑、黃等色畫出各種怪獸、仙人,色彩斑斕,色調變化豐富微妙。畫面氛圍神秘，境界奇特，氣度瀟灑豪放，顯示出漢代漆畫在戰國漆畫基礎上所取得的極大進步。

    成就和影響秦漢繪畫極大地拓展了中國繪畫的表現題材和領域，發展了中國繪畫描繪現實生活及刻畫人物性格的能力，豐富了中國繪畫的表現手法和藝術技巧。通過對戰國繪畫的綜合與對外來文化因素的吸收，秦漢繪畫為形成中國繪畫的民族性特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正是在秦漢繪畫具有空前規模的藝術實踐的基礎上，中國傳統繪畫中以傳神論為美學核心、以顧愷之為代表的三國-兩晉-南北朝繪畫才得以發展起來，而燦爛的外來佛教繪畫藝術也才得以找到它可能生根開花的豐厚土壤。

    中國清代繪畫，在當時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響下，呈現出特定的時代風貌。卷軸畫延續元、明以來的趨勢,文人畫風靡,山水畫勃興，水墨寫意畫法盛行。文人畫呈現出崇古和創新兩種趨向。在題材內容、思想情趣、筆墨技巧等方面各有不同的追求，并形成紛繁的風格和流派。宮廷繪畫在康熙、乾隆時期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并呈現出迥異前代院體的新風貌。民間繪畫以年畫和版畫的成就最為突出，呈現空前繁盛的局面。清代繪畫發展的歷史進程，與整個社會的發展變遷相聯系，亦可分為早、中、晚3個時期。

    早期繪畫約自順治至康熙初年。這一時期，文人山水畫興盛，并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追求。承續明末董其昌衣缽的四王畫派,以摹古為宗旨,受到皇室的重視，居畫壇正統地位。活動于江南地區的一批明代遺民畫家,寄情山水,借畫抒懷，藝術上具有開拓、創新精神，以金陵八家、“四僧”、新安派為代表。

    四王畫派主要指王時敏、王鑒、王?、王原祁4人，有時亦加上吳歷、惲壽平，合稱“四王吳惲”或“清初六家”。他們大都奉董其昌的藝術主張為金科玉律，致力于摹古,推崇元四家,強調筆墨技法，追求蘊藉平和的意趣。由于“四王”社會地位顯赫,交游廣、門生多,在士大夫中影響大，其藝術旨趣又受到統法者贊賞，因此，被視為畫壇正統派，影響所及，直至近現代。他們在以臨古為主的藝術實踐中積累了較深厚的筆墨功夫，在筆墨、構圖、氣韻、意境等方面，也總結了一些規律性的經驗,尤其是發展了干筆渴墨層層積染的技法,豐富了中國畫的藝術表現力。然而，他們忽視師法自然，回避現實生活,缺乏具體感受,致使作品大多單調、空洞，缺少生氣和新意，阻礙了他們取得更高成就。“四王”之中,王時敏、王鑒、王原祁更重筆墨,主要宗法黃公望。王原祁被稱為婁東派首領。王?尚能體察自然，并兼容各家技法,面貌比較多樣,后世稱其為虞山派首領。四王畫派至清代中期,影響遍及朝野,宗婁東派的有黃鼎、唐岱、董邦達、方士庶、張宗蒼、錢維城等人。屬虞山派的有楊晉、李世倬、宋駿業、唐俊、蔡遠、顧□等人。此外，還有“小四王”（王昱、王愫、王宸、王玖）、“后四王”（王三錫、王廷周、王廷元、王鳴韶）等。明末清初,聚集于江南地區的一批遺民畫家,呈現出與正統派相左的藝術追求。南京的金陵八家，以龔賢為首，包括樊圻、高岑、鄒□、吳宏、葉欣、謝蓀、胡□，他們遁跡山林，潔身自好，重視師法自然，主要描寫南京一帶風光，揭示山川之美，抒發真切感受，廣泛學習前人之長，以扎實的功力,力求突破成規，創立新意,風格雖各有不同，但均具有清新怡人的意趣。同時，稱譽南京的還有陳卓、王概、柳□、張風等人。

    “四僧”是指石濤、朱耷、石溪、弘仁4人。前兩人是明宗室后裔，后兩人是明代遺民,4人均抱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們借畫抒寫身世之感和抑郁之氣，寄托對故國山川的熾熱之情。藝術上主張“借古開今”，反對陳陳相因,重視生活感受,強調獨抒性靈。他們沖破當時畫壇摹古的樊籬，標新立異，創造出奇肆豪放、磊落昂揚、不守繩墨、獨具風采的畫風,振興了當時畫壇,也予后世以深遠的影響。其中石濤、朱耷成就最為顯著。石濤的山水不宗一家，戛然自立，景色郁勃新奇，構圖大膽新穎，筆墨縱肆多變,格調昂揚雄奇,是清初最富有創造性的畫家。朱耷以花鳥畫著稱，繼承陳淳、徐渭傳統,發展了潑墨寫意畫法。作品往往緣物抒情，以象征、寓意和夸張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發憤世嫉俗之情和國亡家破之痛。筆墨洗練雄肆,構圖簡約空靈,景象奇險，格調冷雋，達到了筆簡意賅的藝術境地。對后來的揚州八怪和近現代大寫意花鳥畫影響重大。石溪的山水從黃公望、王蒙變化而出，以真景為粉本，描繪重山復水,繁密而不迫塞，用渴筆禿毫層層皴染,厚重而不板滯,具有雄偉壯闊,蒼茫渾厚的氣勢。與石濤并稱“二石”、與程正揆(號青□道人)并稱“二溪”。漸江的山水取法倪瓚，多繪名山大川，尤善寫黃山真景，構圖簡潔，丘壑奇倔，干筆渴墨勁峭整飭，境界荒寂，富有清新靜穆之致，真實地表現了名山之質。他與石濤、梅清有黃山派之稱，與查士標、孫逸、汪之瑞合稱海陽四家，形成了新安派。

    清初至康熙(1662～1722)年間，還有一些畫派、畫家各擅其能。惲壽平的沒骨花卉畫,以極似求不似,風格清新淡雅,影響廣泛,被稱為常州派或南田派。袁江的界畫結構精微，氣勢雄偉，為清代界畫名家，其侄袁耀承其畫風，有袁氏畫派之稱。其他地方性流派還有羅牧的江西派、藍孟、藍深的武林派等。另外還有禹之鼎、王樹□、謝彬、上官周等人，善畫人物、肖像。周□、張穆善畫龍、馬，傅山、普荷、法若真、黃向堅等善畫山水，均負有時名。

    中期繪畫康、雍、乾年間，是清代社會安定繁榮時期，繪畫上也呈現隆興景象，北京、揚州成為繪畫兩大中心。京城的宮廷繪畫活躍一時，內容、形式都比較豐富多采。在商業經濟發達的揚州地區，崛起了揚州八怪，形成了一股新的藝術潮流。

    清代宮廷繪畫,在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年間,隨著全國統一,政權鞏固,皇室除了羅致一些專業畫手供奉內廷外，還以變相的形式籠絡一些文人畫家為其服務。宮內除了設立如意館等機構以安置御用畫家外,還用入值“南書房”的形式,以延納學士、朝官身份的畫家。有不少的學士、朝官，實際上已經成為宮廷畫家，他們經常畫些奉旨或進獻之作。這些作品大多署有“臣”字款，統稱為宮廷繪畫（見清代宮廷繪畫）。其內容主要有：描繪帝后、大臣、少數民族上層首領的人物肖像畫，表現帝后生活的宮廷生活畫，記錄當代重大歷史事件的歷史紀實畫，供裝飾、觀賞用的山水、花鳥畫等。風格面貌比較多樣。人物畫有傳統的工筆重彩和白描畫法，還有吸收西法比較寫實的畫法；花鳥畫有宗法黃筌的工筆寫生和惲壽平的沒骨法；山水畫則多屬“四王”派系，唯大寫意畫法則未在宮內傳布。這一時期，最負盛名的人物畫家有焦秉貞、冷枚、崔□、金廷標、丁觀鵬、姚文瀚等。山水畫家有唐岱、徐揚、張宗蒼、方琮等。花鳥畫家有蔣廷錫、鄒一桂等。還有一批供奉內廷的外國畫家，如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等人。他們帶入西洋畫的明暗、透視法，創造了中西合璧的新畫風，還培養了不少弟子，深受皇帝器重。清代宮廷繪畫自嘉慶(1796～1820)以后，日趨衰微，已無可以稱道的畫家。

    清代中期，南方商業城市揚州,富商聚集,人文薈萃，經濟、文化迅速發展，成為東南沿海地區的一大都會。各地畫家亦紛至沓來，賣畫獻藝，揚州八怪就是其間最著名的一批畫家。“八怪”并不限于8個人,而是代表了藝術個性鮮明、風格怪異的一批畫家。他們接過石濤、朱耷的旗幟,重視生活感受,強調抒發性靈，作品多寫梅、蘭、竹、石，善用潑墨寫意，具有較深刻的思想和熾熱的感情，形式也不拘一格，狂放怪異，在畫壇上獨樹一幟，富有新意。主要畫家有金農、黃慎、汪士慎、李髯、鄭燮、李方膺、高翔、羅聘以及華?、高鳳翰、邊壽民、閔貞、陳撰等人。這些畫家多有相近的生活經歷和社會體驗，或宦途失意、被貶遭黜，或功名不就、一生布衣；或出身貧寒、賣畫為生，他們對腐敗的官場、炎涼的世態、民間的疾苦都有切身的體會，其性格、行徑也比較獨特，或迂怪、或狂放、或高傲、或孤僻,寄情于畫,遂形成藝術上的“怪”。他們多取梅、蘭、竹、菊和山石、野花、蔬果為題材，以寓意手法比擬清高的人品、孤傲的性格、野逸的志趣，使作品具有較深的思想性和激蕩難平的情愫。藝術形式上繼承陳淳、徐渭、石濤、朱耷的水墨寫意傳統，不拘成法,潑辣奔放,自由揮灑，進一步發展了破筆潑墨技法，形成個性鮮明、神韻獨具的風格。“八怪”之中,金農的水墨梅、竹、人物、山水,鄭燮的蘭、竹，汪士慎和李方膺的墨梅，李髯的寫意花卉，黃慎和羅聘的人物，華?的小寫意花鳥等成就最為突出，對后世有深遠影響。

    此一時期揚名畫壇的還有鎮江地區的張□、顧鶴慶創立的丹徒派（亦稱京江派、鎮江派），高其佩自成一家的指頭畫派,擅長肖像的丁皋,以花鳥、竹石見稱的沈銓、諸□、張錫寧、張□等，兼長金石學的山水畫家黃易、奚岡、趙之琛等。

    晚期繪畫自嘉、道至清末，隨著封建社會的沒落衰亡，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繪畫領域也發生了新的變化。視為正宗的文人畫流派和皇室扶植的宮廷畫日漸衰微，而辟為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廣州，這時已成為新的繪畫要地，出現了海派和嶺南畫派。

    上海自近百年來，成為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文人、畫家紛紛聚集此地。為適應新興市民階層需要，繪畫在題材內容、風格技巧方面都形成了新的風尚，被稱為海派。其代表畫家有趙之謙、虛谷、任熊、任頤、吳昌碩。趙之謙和吳昌碩作為文人畫家，在大寫意花鳥畫方面有重大發展，他們繼承了前人傳統，并將書法、篆刻等藝術表現形式融于繪畫，以遒勁酣暢的筆力、淋漓濃郁的墨氣、鮮艷強烈的色彩以及書法金石的布局，創造出氣魄宏大、豪邁不羈的繪畫藝術形象，兼之詩書畫的有機結合，為文人畫開拓了新的天地。任熊、任頤是以畫謀生的職業畫家，與任薰、任預合稱“四任”，他們在人物、肖像和小寫意花鳥畫方面成就突出。作品取材廣泛，立意新穎，構思巧妙，筆墨靈活，以清新明快、雅俗共賞的格調，博得了廣大市民階層的喜愛。其中任頤技巧全面，變化豐富，在海派中最負盛名。虛谷以畫花鳥草蟲著稱，善用枯筆禿鋒，干墨淡彩，線條多戰掣，風格清逸冷雋，獨具一格。他們的繪畫對近現代影響甚大。

    廣東的嶺南畫派,形成時間較晚,晚清居巢、居廉兄弟開其先聲，民國初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創立新派。他們汲取素描、水彩畫法所形成的中西結合畫風，為中國畫的新發展作出了有益嘗試。

    民間繪畫以乾隆、嘉慶年間最為發達，尤其在工商業經濟繁榮的小城鎮比較活躍。民間畫工還組織了各種行會。主要有壁畫、版畫、年畫等畫種。壁畫不如前代發達,各地寺廟、道觀、宗祠、會館留存遺跡不少,但足以代表時代水平者不多。民間畫像較明代有所提高，在寫實技法、表現形式等方面均有進一步發展。存世作品也相當多。版畫創作在康、乾時期曾興盛一時，由官家主持的“殿版”版畫，出現了許多宏帙鉅制，多由著名畫家起稿。典型代表作有焦秉貞的《耕織圖》、郎世寧等外國畫家繪制的《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圖》、王□主繪的《南巡盛典圖》以及《皇清職貢圖》等。民間版畫也很繁榮，由名畫家繪圖的木刻畫像、畫譜，計有數十種之多，著名的有劉源《凌煙閣功臣圖像》、上官周《晚笑堂畫傳》、王概《芥子園畫傳》、任熊《劍俠傳》、《于越先賢像傳》、《高士傳》和《列仙酒牌》等。同時,在小說、戲曲等書籍的木刻插圖中也有不少精品。

    清代木版年畫最為興隆,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制作地區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鎮鄉村，并形成楊柳青、桃花塢、楊家埠、綿竹、佛山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畫。天津的楊柳青是北方的年畫中心,初創于明代中期,盛行于清代早、中期，主要繼承北宋雕版印刷、宋元明繪畫和清代畫院的傳統。多繪喜慶吉祥題材,內容通俗,畫面耐看,構圖飽滿,色彩鮮明,造型簡練,富有裝飾性。山東濰縣楊家埠年畫，屬于楊柳青年畫系統,注重原色,對比鮮明,風格淳樸,更適合廣大農村需要。江蘇蘇州桃花塢是南方年畫中心，產生于明末清初，清初至太平天國時期一直保持繁盛。作品在描繪傳統的喜慶吉祥題材的同時，還表現繁華的都市風貌。風格既有仿古的傳統面貌，也有講究透視、明暗的仿西洋畫法。四川綿竹年畫，始創于明末清初，盛行于光緒(1870～1908)年間，造型質樸、色彩艷麗。廣東佛山年畫始于明永樂（1404～1424）年間，盛于清乾隆至抗日戰爭期間,多繪門畫,銷行于華南、南洋等地。另外,太平天國政權也重視繪畫的創作,在江南的一些地區留有多處壁畫遺跡，包括山水、花鳥、人物，著名者有《防江望樓圖》等。在年畫方面則有《燕子磯》等作品傳世。

    繪畫論著清代繪畫史論著述的數量，超過以往的任何朝代,有數百種之多,具有重要價值的也不下20～30種。談論畫理、畫法的理論著作，多論述元代以來的文人畫,并側重于山水畫,探討其歷史發展及藝術特點。專論畫法的許多著作,往往圖文并茂,以圖譜形式出現。最重要的畫論有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錄》，運用道家和禪學的哲理語言，較系統地論述了繪畫創作的原理，有許多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方薰的《山靜居論畫》、笪重光的《畫筌》、沈宗騫的《芥舟學畫編》、秦祖永的《桐陰論畫》等,亦為談論畫理方面的名著。主要講述畫法的有王概的《芥子園畫傳》和后續3集所附的《畫學淺說》等,以及論及山水、梅蘭竹菊、草蟲花鳥、人物各科的畫法。丁皋的《寫真秘訣》，專談肖像技法。鄒一桂《小山畫譜》，為最早的花卉畫法專著。高秉《指頭畫說》，專論指頭畫。蔣松《寫竹雜記》論述畫竹。其他許多畫跋、畫訣、品評、雜論等著作中，也有涉及畫論的內容。

    畫史要籍，體例多樣,既有通史、斷代史,也有專史、地方史；既有按時代排列的畫家傳記，也有按姓氏序列、類似人名辭典的畫家傳。

    斷代畫史方面，為明代畫家作傳的有姜紹書《無聲詩史》、徐沁《明畫錄》等。專為清代畫家作傳的有張庚《國朝畫征錄》，收錄清初至乾隆中葉畫家450余人；馮金伯《國朝畫識》和《墨香居畫識》，收錄清初至嘉慶時畫家1800余人;蔣寶齡《墨林今話》,接《墨香居畫識》收錄乾、嘉、道、咸四朝畫家1286人；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又續《墨林今話》收錄咸、同、光三朝畫家330多人，為清代斷代史的終篇。

    專史著述，按地域論述的有魚翼《海虞畫苑略》和邵松年《虞山畫志補編》，專錄常熟地區歷代畫家；汪□《揚州畫苑錄》,專記揚州地區清代畫家;程庭鷺《練山畫征錄》，專輯上海嘉定地區畫家；陶元藻《越畫見聞》,專采紹興地區歷代畫家；周亮工《讀畫錄》,載明末清初作者得與交游的畫家。還有按類著述的，如胡敬《國朝院畫錄》，專記清代宮廷畫家；湯漱玉《玉臺畫史》,專輯歷代婦女畫家；李放《八旗畫錄》,專輯滿族畫家；童翼駒《墨梅人名錄》，專述歷代畫梅名家。按畫家姓氏筆畫序列的畫傳，以彭蘊璨的《畫史匯傳》最著名，亦開創了畫家人名辭典之先例。

    清代許多繪畫論著與書法論著合一，同時還出現了綜合性的叢輯，《佩文齋書畫譜》是最重要的宏篇巨著，共100卷,引用書籍1844種,資料完備，體例精密,為書畫史論集大成之作。

    清代著錄書籍十分豐富。內府藏品的著錄書比較系統齊全，乾、嘉年間奉□編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正、續三編，幾乎將內府收藏輯錄無遺。一些編纂者還根椐自己的筆記整理成著作。如阮元《石渠隨筆》、胡敬《西清札記》等。私人收藏、鑒賞家所編撰著錄之書也很普遍，著名的有安岐《墨緣匯觀》、高士奇《江村銷夏錄》、孫承澤《庚子銷夏記》、顧復《平生壯觀》、吳□《大觀錄》等。同時也出現了匯編的叢輯，卞永譽的《式古堂書畫匯考》，堪稱集歷代著錄書之大成。

    中國從三國鼎峙開始至隋王朝建國為止的繪畫藝術。這一時期,上起三國曹魏,中歷西晉、東晉、十六國，下迄南北朝至隋統一,歷時369年。此間的繪畫，在整個中國繪畫發展歷程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這一時期大部時間陷于戰亂，國土長期分裂，朝代頻繁更迭，世族地主的統治極端腐朽，生產力不斷遭受戰爭的嚴重破壞，人民生活陷于深重苦難之中，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十分尖銳。但另一方面，儒家名教失去它原有的維系人心的力量，玄學思想風靡一時，外來的佛教在中國土地上獲得廣泛傳播和狂熱信仰，因此又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少有的思想活躍的時代。處在紛爭不息、動蕩不安的社會之中的士人階層，不論他們出身于世族或寒門，由于普遍對現實世界感到絕望，而競相崇尚放達，追求享樂。他們尋求各種精神寄托，或則清談玄學，或則寄情山水,或則企慕神仙,或則恣意聲色。還有一部分人則喜歡染指于藝術的創作、鑒賞和品評等活動。多種多樣的精神享樂，無拘無束的個性發展，無疑會給這一時期繪畫藝術的空前發展造成有利條件。

    繪畫的發展及其社會背景這一時期繪畫的主流，仍沿著兩漢時期強調繪畫的“鑒戒”作用，三國時曹植認為:“是知存乎鑒戒者,圖畫也”（《歷代名畫記》）；何晏說:“圖像古昔,以當箴規”（《景福殿賦》）。齊梁時謝赫主張“圖繪者，莫不明勸戒，著升沉”（《畫品》）。這些關于繪畫社會功能的論斷，與東漢時“圖像之設，以昭勸戒”，“圖像百城，以勵風俗”（均見《后漢書》）的主張完全一脈相承。當時的壁畫和卷軸畫，以古圣先賢、忠臣烈女為題材者不勝枚舉。例如三國時魏國的幾處宮殿之內，或則畫“歷象賢圣”的壁畫(《魏都賦》)，或則畫姜后、孟母、樊姬、鐘離春、班婕妤等列女故事的壁畫（《景福殿賦》）。兩晉及南北朝時，西涼李□于敦煌靖恭堂畫“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晉書》)；北魏太和(477～499)年間于平城皇信堂畫“古圣、忠臣、烈士之容”（《水經注》）。此外像《列女圖》、《孝經圖》、《孔子十弟子圖》之類，一直是當時極其流行的題材。另一方面，由于當時佛教在中國北方和南方，得到了一批統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起到了鞏固封建統治的強大精神支柱的作用,佛教為充分發揮它那“為形象以教人”的作用，便不遺余力地借助繪畫直觀具體的感人形象，以作為它有力的宣傳手段。這一時期大規模出現的佛教寺塔、石窟壁畫和為數更多的佛教行像、卷軸畫，其所畫佛、菩薩像以及佛傳圖、佛本生故事圖之類，莫不是為了宣揚佛陀的普渡眾生、佛法無邊廣大。通過圖畫形象，使人們相信佛教教義，以期最終達到有如南朝宋文帝所說的“若使率土之濱，皆純此化（指佛教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的目的。道教繪畫雖不如佛教繪畫興盛，但其地位也不容忽視。從姚最《續畫品》有“畫有六法，真仙(即道像)為難”之說，和這一時期道教題材的繪畫作品有衛協《神仙畫》、史敬文《黃帝升仙圖》、謝赫《安期先生圖》、梁元帝蕭繹《芙蓉湖醮鼎圖》之類作品來看，可知當時道像畫已成為一個獨立的畫科。

    隨著這一時期文人士大夫們對精神生活愈來愈高的追求和各個文化種類之間的互相影響，繪畫題材種類在原有的基礎上日益擴大，并開始向分科發展。人物畫方面,出現了后人所謂的“晉尚故實”的情況。故實畫,除了描寫“鑒戒”作用的兩漢以來的傳統題材外，還有的取材于文學作品，如衛協畫《詩?北風圖》，顧愷之畫《木雁圖》、《洛神賦圖》,史道碩畫《酒德頌圖》,戴逵畫《南都賦圖》等。肖像畫在這一時期已很發達，重要畫家莫不以擅長肖像畫而名噪當時。如顧愷之的傳神寫照，就特別注重揭示對象的精神意向和表現對象的特定性格，肖像畫中注重描寫人物的品格風度，無疑是與當時盛行的品藻人物的風氣相一致的。此外，作為齊梁時上流社會奢華侈靡的生活在繪畫上的反映，也出現了謝赫“麗服靚妝，隨時變改，直眉曲鬢，與世事新”和稽寶鈞、聶松的“賦彩鮮麗，觀者悅情”一類的新題材和新風格。北齊時蕭放受后主高緯之命，采錄“近代輕艷諸詩以充圖畫”（《北齊書?文苑傳序》），顯然與當時文學上流行香艷的宮體詩如出一轍。劉□的繪畫以“婦人為最”，沈粲“專工羅綺”，都是時代風尚的產物。值得特別指出的是在南朝劉宋之際，與詩歌中的山水詩相互伴隨，出現了以王微、宗炳為代表所創作的山水畫。山水畫不再僅僅作為人物畫的背景，而已成為一個獨立的畫科。而且他們畫山水是要借此寄托其“山水之好”，并作為一種“暢神”的手段，其后繼者如梁代蕭賁，也是抱著“學不為人，自娛而已”的態度，因此山水畫一開始出現，便已顯示出它具有不同于其他畫科的特殊地位。在劉宋時一種專以蟬雀為題材的繪畫也頗為流行，這顯然是取義于中國古代“螳螂捕蟬，豈知黃雀在后”的寓言，使中國花鳥畫擺脫自古以博物多識為目的的《本草圖》、《爾雅圖》式的說明性，而被賦予某種寓意性。東晉顧愷之在《論畫》中談及“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可見依題材而區分畫科，在東晉時實已初具雛形。此后南北朝時期有以善畫鬼神著稱者,有以善畫馬著稱者,有以善畫蟬雀著稱者，繪畫題材劃分愈益趨向細致和畫家技能的愈益變得各有專長，是這一時期繪畫飛躍發展的明顯標志之一。

    繪畫的藝術表現形式和手段手法在這一時期也有了顯著的發展。西晉時的衛協被謝赫評為“古畫皆略，至（衛）協始精”，他是使繪畫技巧空前提高的一個具有里程碑性質的畫家。東晉顧愷之繼起，在解決繪畫創作一系列技巧問題上，更是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他將中國哲學上引人爭論的形、神這一對范疇運用到繪畫的理論和創作上，主張繪畫要做到傳神，要表現神氣，使中國繪畫從此出現了高層次的美學追求。構圖、用筆、著色等繪畫表現技法，也于這一時期被畫家們不斷加以豐富和改革。如顧駿之賦彩制形，皆創新意，毛惠遠位置經略，尤難比儔，毛□善于布置，陸綏一點一拂，動筆皆奇，稽寶鈞、聶松賦彩鮮麗，都是其例。特別是六法論的提出，不但為繪畫批評，而且也為繪畫創作總結出一整套的藝術性標準，足可說明這一時期中國繪畫的全面技巧已經被提到條理化的高度，為畫家們所自覺掌握。尤其是用筆，被后人稱為密體的顧愷之、陸探微所創造的“緊勁聯綿，循環超忽”和“精利潤媚”的一種筆致，與被后人稱為疏體的張僧繇所創造的“筆才一二，象已應焉”、“筆不周而意周”的另一種筆致，成為各極其趣的鮮明對比。北齊曹仲達畫佛像，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貼體，被后人稱之為“曹衣出水”，也于此時異軍突起，對后世中國畫皆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隨著佛教美術的不斷傳入，對于來自印度、犍陀羅和中亞其他各國的外國繪畫技法也曾加以不同程度的吸收。如張僧繇采用天竺遺法在建康乘寺門上畫出有凹凸感的花朵，因而轟動一時，足以說明這一點；敦煌莫高窟所留下的大量北朝壁畫,其吸收外來畫法之處,至今猶令人們歷歷可考。在山水畫方面，出于發揮山水畫審美功能的需要，王微有針對性地強調山水畫藝術必須嚴格地區別于圖經，必須講求“容勢”，而不應與圖繪那種“案城域，辨方州，標鎮阜，劃浸流”的用途相混淆。宗炳為了更好地表現山水的“自然之勢”，做到能使像□、閬、嵩、華那樣高大的山形“可得之于一圖”，“不以制小而累其大”，他將樸素的透視學原理應用于山水畫法。

    著名畫家在中國繪畫史上，有可靠記載的知名畫家相繼出現，是從三國兩晉時開始的。東晉以后，中國長期存在著南北對峙的分裂局面，使南方與北方繪畫的發展很不平衡。從現存文獻資料和畫跡實物來看，無名的工匠之畫，北方較之南方毫無遜色；有名的士人之畫，則南方遠比北方發達。這一時期有姓名、事跡、畫藝記載可考的著名畫家，多數都是南方畫家。三國時吳國的曹不興，以善畫著稱當時，與皇象的善書同列為吳國八絕之一。西晉時有著劃時代意義的畫家是衛協，其次則有張墨、荀勖。衛協與張墨當時曾被葛洪在《抱樸子》中并推為“畫圣”。至東晉，出現了更為重要的畫家顧愷之。謝安曾給予顧愷之的繪畫以“有蒼生以來所無”的高度評價。顧愷之對中國繪畫的發展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他在道釋畫、故實畫、肖像畫等方面均有高度造詣，同時他也是中國最早的繪畫理論批評家。戴逵的佛像畫與他的佛像雕塑同樣有名，在創造足以使中國信徒見之動心的佛像樣式上作出過重要貢獻。東晉明帝司馬紹，也是個善畫佛像和故實題材的畫家。

    南北朝時，南朝劉宋一代的畫家，成就最高的是陸探微，畫人物創造出秀骨清像的典范，對當時與后世的影響極大,可與顧愷之媲美,因此后世經常將“顧陸”相提并論。陸探微之子陸綏，也被當時稱為畫圣（庾元威《論書》）。袁倩、顧寶光等都是陸探微的最有成就的追隨者。中國最早的山水畫家宗炳、王微，也并時出現在劉宋一代。根據《畫品》等書對他們二人的品評，大約二人的山水畫在意趣上的造詣遠比在技法工力上的造詣更值得肯定。此外,顧駿之始畫蟬雀,顧景秀、劉胤祖也以善畫蟬雀著稱；吳□、張則在當時也頗有畫名。南齊一代的著名畫家，有善畫婦人的劉□，善畫馬的毛惠遠，善畫鬼神的姚曇度，善畫人馬的蘧道愍，以及被稱為“中興（南齊年號）以后，象人莫及”的人物畫家謝赫，以善肖像畫及時妝仕女擅名于時，他的追隨者有沈標。梁代成就最高的畫家是張僧繇。他以“善圖寺壁”著稱，創造了號為“張家樣”的佛像楷模，他的具有獨創性的繪畫風格技法給予了唐代閻立本、吳道子以極大影響。其子張善果以繼承其父的畫法而享有重名。梁元帝蕭繹特別以善畫外國和少數民族職貢的題材見稱。此外，山水畫家蕭賁也值得論述。陳代畫家有顧野王。北朝畫家中，北魏時有兼長建筑、工藝、雕刻、繪畫的蔣少游。北齊時有被當時人們號為畫圣的楊子華，還有以善畫“曹家樣”佛像（梵像）著稱的曹仲達。北周時有以善畫柴車野服著稱的田僧亮和以善畫塞北風土著稱的馮提伽。其他如鄭法士、展子虔等皆是由北周入隋的畫家，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

    石窟壁畫、墓室壁畫、磚畫等遺跡這一時期大量附麗在寺塔上的著名壁畫，如顧愷之在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瓦官寺所畫維摩詰像、張僧繇在江陵（今在湖北省）天皇寺所畫盧舍那佛像和孔子十弟子像等，其畫跡早已隨同建筑物蕩然無存。現在保存下來的僅有較為僻遠之地的石窟壁畫，如新疆拜城克孜爾石窟4～6世紀壁畫（見彩圖克孜爾石窟第17窟壁畫《本生故事》）、庫車庫木吐□石窟5～6世紀壁畫（見彩圖庫木吐□石窟第21窟穹隆頂壁畫(5～6世紀)）、甘肅敦煌莫高窟十六國、北魏、西魏、北周壁畫、永靖炳靈寺石窟東晉十六國時西秦壁畫（見彩圖炳靈寺石窟第169窟壁畫（西秦））、天水麥積山石窟北魏壁畫等。其中屬于這一時期的克孜爾石窟和庫木吐□石窟壁畫，其風格具有龜茲文化特色和中亞佛教美術影響。屬于這一時期的莫高窟36個洞窟的壁畫，滿布于各窟的四壁及窟頂、塔柱各處，除掉少量純裝飾性的題材外，主要題材包括具有情節性構圖的佛傳故事、佛本生故事、因緣故事，還有大量的菩薩、飛天、伎樂人、藥叉等的形象。情節性構圖的畫幅中,藝術性最高的如第254窟《薩□那太子舍身飼虎》、第285窟《五百強盜成佛故事》、第257窟《鹿王本生》、第290窟《佛傳故事》等,構思構圖都極具藝術匠心。莫高窟早期佛教壁畫，在中國漢代繪畫傳統的基礎上接受了較為明顯的印度、犍陀羅佛教美術的影響，顯示了對外來畫法的大膽吸收；而所畫狩獵場景等，則又全然呈現出漢畫趣味。在筆致、色調的運用上，北魏活潑厚重，西魏以后逐漸趨向文雅，透露出隋唐圓熟畫風即將到來的征兆。

    地下遺存的墓室壁畫、磚畫、漆器畫等遺跡，近年出土日多，為了解這一時期的繪畫發展狀況提供了大量的實物依據。其中壁畫遺跡，如吉林省集安現已發現的20多處4～7世紀時高句麗族王室、貴族墓，多繪有規模較大的壁畫。壁畫內容除佛教題材和伏羲、女媧、四神等傳統題材外，主要為表現高句麗族統治階級的豪華生活和民族習俗，反映了當時當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自然融合。在藝術風格上,具有運筆爽利，賦彩單純,形象明快的特色。磚畫遺跡如甘肅嘉峪關魏晉墓出土的嵌砌在墓室墻壁上的畫磚，采用一磚一畫的形式，用粗放的筆法率意畫出生活小品。模印畫像磚也有一些藝術性高超之作，如南京西善橋東晉墓出土的拼嵌在墓室兩壁上的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畫像磚,形象生動，線紋秀挺,與同時代顧愷之的畫風頗相近似。漆畫遺跡如山西省大同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的漆屏風畫，在朱漆底色上用細潤的線條畫出古烈女故事圖，畫法已經臻于工致成熟。此外，如甘肅酒泉丁家閘西晉墓壁畫、山西太原北齊婁睿墓壁畫(見彩圖婁睿墓壁畫《出行圖》（北齊）山西太原)、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墓壁畫畫像磚等遺跡,皆可說明當時的繪畫所已達到的水平。

    理論著作及其他著作中有關繪畫的史料這一時期隨著繪畫鑒賞、收藏、品評風氣的逐漸開展，有關繪畫的理論及史料著作相繼出現,并不斷有所發展。東晉時顧愷之有《論畫》、《魏晉勝流畫贊》、《畫云臺山記》3篇著作,見于《歷代名畫記》的轉載。由于經過長期的輾轉傳抄，3篇文字多有脫誤，甚至有些部分不可句讀，但它畢竟是中國最古的繪畫理論及史料的專著，仍不失其重要的價值。特別是《魏晉勝流畫贊》中提出“以形寫神”，強調“傳神”和“悟對通神”，《論畫》中提出“遷想妙得”等，確可算是后世中國畫家所拳拳服膺的論畫最高準則。南朝劉宋時宗炳《畫山水序》及王微《敘畫》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古的關于山水畫的美學專著。除了論述山水畫的一些造型性問題之外，還著重闡明自己創作山水畫的動機，希圖抒發一種高雅的主觀情趣和希圖借助山水的形質以體現道、神一類的神秘觀念。齊梁時謝赫《畫品》（一作《古畫品錄》）是一部以品評古今畫家畫藝優劣而作的專著，可是此書的意義卻遠遠超出它對具體畫家所一一作出的品評，實際上它是一部概括了中國古代繪畫的藝術性準則的重要著作。在此書中，謝赫最大的功績在于他提出了“六法”這個全面衡量繪畫藝術性高低優劣的6條標準。六法論對后世中國繪畫的理論與創作產生著不可磨滅的深遠影響。梁隋間姚最有《續畫品》，是追隨謝赫之后，對畫家畫藝進行品評的又一部專著。還有大約活動在北魏、宋齊時的孫暢之，曾撰有《述畫記》一書，多載自漢魏至宋齊時畫家的有關傳聞。其書惜已久佚，現在僅能在《歷代名畫記》所摘引的數條文字中窺得其一鱗半爪。此外，其他性質的著作涉及到繪畫并具有一定史料價值的著作尚有：西晉時葛洪的《西京雜記》，記錄了西漢畫工毛延壽、劉敞、劉白、龔寬、陽望、樊育等人的姓名和畫藝；劉宋時劉慶義的《世說新語》，對顧愷之、戴逵的繪畫藝術有不少記述，為后人作傳和談藝者所轉相祖述；梁代庾元威的《論書》，篇末附論書法雜體與繪畫相通的諸事例；北魏時酈道元的《水經注》，載及巖畫、壁畫遺跡多處。所有這些，雖則文字分量不多，但卻為后世留下相當可貴的繪畫史料。

    中國商、西周、春秋時代的繪畫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繪畫應用的范圍主要是壁畫、章服以及青銅器、玉器、牙骨雕刻、漆木器等的紋飾。早期基本上是裝飾性圖案，到西周以后，開始有以表現人物活動為主的紀事性繪畫作品，其實物遺存，最早的見于春秋晚期的青銅器刻紋與鑲嵌圖像紋飾。繪畫的作者是百工。

    壁畫商代建筑中有壁畫。1975年在河南省安陽小屯村商代建筑物遺址內發現一塊壁畫殘片,長22厘米,寬13厘米，厚7厘米。為一塊涂有白灰面的墻皮,上面繪有對稱的朱色花紋，綴以黑色的圓點。線條寬粗，轉角圓鈍，推測為主體紋飾的輔助花紋。

    此外，在安陽大司空村的商墓墓道臺階上，也曾發現朱、黑色彩繪紋飾。

    據《孔子家語》等文獻記載，西周初，在明堂的墻壁上,繪出堯、舜和桀、紂兩類不同的古代帝王,使后世統治者從他們的成敗中汲取教訓，明辨是非。直至春秋末期，孔子觀明堂時，還曾見到四門墉上繪制的堯、舜、桀、紂和周公相成王，以朝諸侯的畫面。此外，在周王處理政事的宮室路寢外面的門上畫有虎的形象，以明勇猛守衛之意，因之路寢的門也稱做虎門。西周時期的壁畫殘跡，發現于陜西省扶風縣楊家堡西周墓中，墓穴四壁有以白色繪出的菱形二方連續帶狀圖案，是一種比較粗簡的壁面裝飾。

    車服旗章商周時期在統治階級服裝和旌旗、器物上分別繪有各種圖像，以標示等級身份的差別。這種以不同的圖像標志君臣等級區別的章服制度，則在后世一直沿襲下來。此外，統治階級使用的車器、兵器、贈物的覆布上，貴族也都繪以云氣等紋飾。這些是當時繪畫應用的主要方面。

    商、西周、春秋時代繪畫的實物遺存，在商代墓葬中曾發現畫幔。如河南洛陽擺駕路口的第2號商墓二層臺四角發現有布質畫幔痕跡,畫有黑、白、紅、黃4色幾何紋圖案，線條樸拙。同地下瑤村第159號商墓北壁,發現垂掛的絲織帳幔殘跡，為紅色條紋地，飾有黑色線條。在山西靈石旌介村的兩座商墓中也發現有畫幔痕跡，其上繪有紅、黃、黑色以弧線和圓點組成的彩色圖案。

    在陜西寶雞市茹家莊西周□伯和井姬墓發現有彩繪的絲織物與刺繡的印痕。刺繡的殘痕上附著紅、黃、褐、棕4種顏色,其中紅、黃二色為朱砂、石黃繪制，顏色非常鮮艷。

    據《考工記》,設色之工有畫、繢、鐘、筐、□5種。畫、繢主要指章服的畫和繡。《考工記》總結了古代對色彩規律的認識和運用經驗。同時也反映了東周時期五行學說的盛行對色彩觀念的影響。赤、青、黃三原色和黑、白兩個無彩色被視為正色，五彩齊備謂之“繡”，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青、赤、白、黑、玄（深黑）、黃，象征東、南、西、北、天、地。繪畫布彩的次第為：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在東周的彩繪漆器與絲織品上，可以見到豐富的間色與復色。這些豐富的色彩常以黑、白或金、銀色為主調，求得色彩總體效果的統一，這一點在理論上的體現即是《考工記》中所提出的“凡畫繪之事后素功”，在《論語?八佾》中，則稱“繪事后素”。其具體涵義，據鄭玄的解釋，是指在繪畫時，先布眾色，然后以白或另一種顏色分布其間，以形成統一的色彩效果。而據朱熹的解釋，“后素，后于素也”，即是說先以素為質地，然后施以五彩。

    裝飾紋樣在青銅器、玉石雕刻和彩繪雕花木器上裝飾紋樣，須事先設計出底樣，然后雕刻，從中也可看出這一時期繪畫的部分面貌。在湖北省盤龍城、河北省藁城、河南省安陽殷墟等地的商代墓葬中，都曾發現大型的彩繪雕花木槨板等器物灰痕,有的長達2米。在木槨板的正面陰刻雙勾饕餮紋、夔龍紋、蛇紋、虎紋和蕉葉紋、云雷紋等輔助紋飾。圖案的陰線部分涂朱色，陽面部分涂黑色，背面一般涂朱。有些還在線刻的圖案中間嵌以綠松石、豬牙、蚌片、黃金葉等，以增強其裝飾效果。安陽武官村大墓出土的石磬上的陰線雙勾虎紋，在表現手法上與木雕槨板上的紋飾一致。其共同特點是形象夸張，富于裝飾性；構圖飽滿，疏密有致；線條勁健，圓中寓方，富于韌性，為傳統繪畫以線造型的濫觴。商、西周青銅器紋樣

    在青銅器的紋飾中也有一些寫實的形象。如山西靈石旌介村1號商墓所出的□簋,圈足底部以陽線鑄出的騾子形象,俯首、長臚,突出地表現出騾子的形體特征。流入美國的一件商代鳥獸紋四足觥蓋部浮雕有虎與象、鳥追逐嬉戲的形象，反映出力求進一步表現物象之間群體活動的創作意圖。春秋晚期開始出現了表現人物活動的繪畫性紋飾。江蘇省六合程橋東周墓出土的刻紋畫像銅器殘片，為此類紋飾已知的最早實例。銅片上有以利器刻畫出的貴族宴飲、狩獵的圖像，線條由斷續的短點聯成，細密稠疊，較之戰國以后的銅器刻紋更顯得簡樸古拙，畫面情節也較簡單。

    圖畫文字商、西周、春秋青銅器銘文和甲骨文中有一部分圖畫文字，其中有一些是單體的人或動物形象，有的頗為逼真，如虎、牛、鳥、馬、象、龜、魚等。這些圖形多是選擇了人或動物形象特征最為鮮明的正面或側面形象，加以夸張表現，使之具有為人易于識別的符號性質，它反映出當時的人們在捕捉對象形體特征方面已具有較強的概括力和創造性。另外，有些形象是以會意的方式表現成組的人物活動或人與獸、人與環境的關系,其涉及的方面很寬,包括了貴族的宴飲、狩獵、戰爭、刑戮等各種活動。它反映了繪畫意識的發展，雖形象簡單，但也有一定的感情因素的表現。例如以跪坐的女子抱子組合成的“好”字，能使人感受到有一種母子間的親昵之情。還有一些字體以抽象、象征、寓意的手法表現更為復雜的人物活動與人際關系。例如人的手、足、眼睛等器官就常被用作人的代表符號，用以表現比較復雜的生活內容。還有的字包含著物象的透視關系，例如“□”字是俯視的單轅雙輪車的形象。雖是為了便于辨識，但也反映了繪畫發展尚不成熟時期的特點。在一組圖像中同時出現幾種不同透視的情況，直到戰國時期的青銅器鑲嵌圖像中仍時常出現，例如表現四馬系駕的圖像，將車子畫作正側面，而兩服兩驂則被畫成向兩邊翻倒，以表示空間透視關系。這些繪畫上復雜透視關系的難題直到漢代繪畫中才得到較好的解決。

    中國隋唐時代的繪畫藝術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在題材、內容和表現手法等方面，均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成為中國繪畫史上的高峰之一。

    隋唐兩代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別是大唐帝國的前期階段，版圖廣闊，國力雄厚，經濟繁榮，為文化繁榮提供了物質基礎。唐王朝采取種種措施，加強了各民族團結，并與中亞、印度以及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等地區國家有著密切聯系，廣泛而深入地進行經濟文化交流，使文化藝術有了長足的進步，豐富多采的繪畫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出現的。

    隋代國祚僅38年，但繪畫成就顯著。由于國家統一，南北地區的名家巨匠如楊子華、展子虔、董伯仁、鄭法士、孫尚子、閻毗等人，云集京洛，得以相互借鑒和交流。隋代統治者復興佛教，使北周滅法中遭受打擊的佛教又得以抬頭和傳播。隋文帝下詔修建寺院，宗教美術又重新活躍,并有大規模創作活動,長安、洛陽、江都等地寺廟都有名家手筆。敦煌莫高窟現有隋窟70余座，題材和風格都在進行新的探索。自南北朝興起的描繪貴族人物肖像和生活風俗的繪畫也有較大發展，以描寫山川風景為主的山水畫則開始脫離稚拙而逐漸進入成熟階段。隋代統治者對古書畫的收藏也比較重視，隋滅陳時即將其宮廷收藏盡數收納，隋煬帝時又于洛陽觀文殿后建妙楷臺、寶跡臺，分別收藏法書名畫。隋代繪畫的發展為唐代繪畫藝術高度繁榮奠定了基礎。

    唐代繪畫是中國封建社會繪畫的巔峰，其藝術成就大大超過往代。初唐繪畫即顯示出不尋常的成就，唐太宗在鞏固政權的同時也注意文治建設，閻立德、閻立本兄弟及尉遲乙僧的繪畫活動,以及以敦煌220窟為代表的壁畫體現著此一時期繪畫藝術的最高成就。高宗李治至玄宗李隆基統治時期，在政權昌盛、社會富庶的基礎上，使文化出現了豐富多采、百舸爭流的局面，吳道子及其畫派體現了佛教美術民族化的巨大成就，錢國養、殷□、殷季友、法明等人的肖像畫，張萱、楊寧的綺羅人物畫，陳閎、韋無忝、曹霸、韓□的鞍馬畫，李思訓、李昭道父子、盧鴻、鄭虔等人的山水畫，馮紹正、薛稷、姜皎等人的花鳥鷹鶴畫等，寓示了題材的擴大。敦煌壁畫在此時也發展到繁榮的頂點,莫高窟第130窟的樂庭□夫婦大供養像、172窟、217窟之巨幅凈土變相、173窟之維摩變相都是宏偉精妙的壁畫杰作。安史之亂以后，雖然唐朝國勢漸衰，但繪畫藝術仍繼續發展和提高。周□在貴族仕女及宗教壁畫的創作實踐中，作出了創造性的貢獻。生于盛、中唐間的詩人王維也以繪畫著名，他精于山水，更以水墨山水畫擅名后世。張□、王宰、項容、畢宏、劉商等都是山水名家，邊鸞、梁廣、刁光胤、滕昌□精于花鳥，韓□、戴嵩專工畫牛，李漸、李仲和父子畫少數民族游獵題材的“蕃人、蕃馬”，都各盡其妙。中晚唐時中原戰亂,玄宗、僖宗曾先后去四川避亂,一些畫家也陸續入蜀。中唐以后，四川成都逐漸成為繪畫中心之一。中原入蜀的名畫家有盧□伽、常粲、呂□、孫位、張詢等，不少畫家在成都大圣慈寺等寺觀中留下畫跡。刁光胤等在四川設帳授徒，有的畫家還帶去中原畫本，在中原繪畫藝術的影響下，四川地區有不少畫家成長起來，如左全、趙公□、高道興、房從真、麻居禮都是宗教畫的能手。因此，“蜀雖僻遠，而畫手獨多于四方”，為五代時期西蜀繪畫的繁榮打下了基礎。江南地區的繪畫此時也處于發展之中，朱審得山水之妙，馳名南北，他所畫卷軸障壁“家藏戶珍”；張□更以山水松石著稱；張志和,號煙波釣徒,自為漁歌并畫為卷帙；顧況亦以山水著名。李德裕鎮守浙江，好圖畫收藏及延納畫家，武宗時滅法毀天下寺塔，他將江南寺廟名家畫壁都集中在鎮江甘露寺，其中包括吳道子、王□子、韓□等唐代名家及顧愷之、戴逵、陸探微、張僧繇、展子虔等前代名家的畫跡，成為名作薈萃的畫廊。隋唐繪畫氣勢宏偉，成就輝煌，予五代繪畫發展以巨大影響。

    人物畫

    人物畫在隋唐仍占主要地位。魏晉興起的佛教畫至隋唐達到極盛，它既繼承漢魏傳統，又融合西域等外來繪畫成就，藝術上發展得更為成熟。隋文帝造大云寺七寶塔，楊契丹與鄭法士、田僧亮同畫壁畫，楊契丹還在寶剎寺畫佛涅□變、維摩等，其他如董伯仁曾畫彌勒變壁畫、展子虔在洛陽龍興寺畫八國王分舍利壁畫，皆稱妙跡。可見隋代佛教畫的內容已出現大幅經變畫，并更多地表現現實人物及宮廷建筑等形象。唐代道釋畫興盛，重要人物畫家皆擅宗教壁畫。閻立本、吳道子等都受張僧繇影響而各有創造。特別是吳道子一生在京洛畫寺觀壁畫300余堵，變相人物，千變萬態,奇蹤異狀，無有同者；他在技巧上也有重要創造，中年以后善用遒勁奔放、變化豐富的莼菜條線描表現高低深斜卷折飄帶之勢，并于焦墨痕中略施微染，取得天衣飛揚、滿壁風動和自然高出縑素的效果，世稱為吳裝，突破了魏晉初唐的縝麗風格而開辟一代畫風，他在宗教中所創的風格樣式被稱為吳家樣。韓□在長安寶應寺畫釋梵天女，酷似貴族魏元忠家歌伎的形象，“菩薩如宮娃”顯示了宗教藝術進一步世俗化的傾向。中唐周□除善畫仕女外，宗教畫中也有突出創造，他善畫天王和菩薩，尤其是將觀音描繪在水月清幽的環境中，創造了“水月觀音”這一具有鮮明民族特點的宗教畫新樣式，一直為后代沿襲，周□的宗教畫風格被稱為周家樣。唐代寺廟或為禮拜場所和娛樂場所,吳道子畫佛像常有眾人聚觀,周□畫章敬寺時密聽眾議而虛心改動，這些記載都說明了宗教畫家與群眾的聯系。中唐以后，四川地區的宗教壁畫頗為發達，成都著名的大圣慈寺、圣壽寺、凈眾寺、應天寺等有盧□伽、趙公□、趙溫奇、范瓊、左全、張南本、孫位等名家所畫壁畫，其題材除流行的佛經變外，還出現了描繪貴族及高僧肖像的真堂，山水樹石花卉也作為裝飾更多地出現在寺廟壁畫之中。

    唐代前期，政權強大，統治者頗注意利用繪畫來為鞏固政權服務，歌頌王朝的威德、表彰功臣勛將及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已成為畫家們創作的題材。閻立本在高祖武德九年(626)畫的《秦府十八學士圖》及后來所畫的《永徽朝臣圖》都是描繪當時文臣謀士的大型作品。貞觀十七年(643)畫的《凌煙閣功臣圖》，更是繼漢麒麟閣及云臺畫功臣后為表彰功臣勛將而進行的重要創作（凌煙閣在中唐以后還續有圖繪）。閻立德畫的《外國圖》、《職貢圖》，閻立本畫的《王會圖》等，歌頌了唐王朝的強大及和邊遠民族政權的友好往來，閻立德的《文成公主降蕃圖》及現存閻立本的《步輦圖》更直接描繪了唐蕃盟好、文成公主入藏的重大歷史事件。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出土的《弈棋仕女圖》

    表現皇室及貴族生活的繪畫繼南北朝之后盛行不衰，在藝術上也有顯著提高。隋代善此者有楊子華、鄭法士、楊契丹等人，而且各有專長：“楊（子華）則鞍馬人物為勝,楊（契丹）則朝廷簪纓為勝,鄭（法士）則游宴豪華為勝……”。鄭法士所畫“麗組長纓，得威儀之樽節；柔姿綽態,盡幽閑之雅容”,生動地刻畫了不同的儀容風采。在山水畫中也表現貴族游樂活動，如展子虔的《游春圖》。唐代善于描繪皇室貴族肖像及生活景象的畫家更多，宮廷畫家陳閎、楊寧、楊□皆以寫真著名，周古言多畫宮禁歲時行樂之勝，談皎、李湊工綺羅人物，張萱善畫“貴公子、鞍馬屏幛、宮苑、仕女，名冠於時”。其中有不少作品反映了當時帝王后妃們的游樂生活，如《明皇擊梧桐圖》、《明皇納涼圖》、《明皇按樂圖》、《明皇斗雞射鳥圖》、《武惠妃舞圖》、《唐后行從圖》等，從現存張萱的《虢國夫人游春圖》、《搗練圖》中可見其藝術風貌。文獻記載吳道子、陳閎、韋無忝等曾合畫《金橋圖》,描繪唐明皇封泰山及隨從隊伍,更是極為宏偉的創作。中唐時周□畫貴族仕女，豐肥□麗，反映了時代的審美俗尚。他的畫衣紋勁簡，色彩柔麗，細致地描繪了貴婦人薰茶、游春、憑欄、攬照、吹簫、按樂等閑適生活及孤獨空虛甚至帶有傷感的精神狀態，在挖掘刻畫人物的內心情感方面更趨深刻。韓□等人則善畫文人學士的生活景象。

    描繪田家風俗的繪畫也開始出現，隋代田僧亮以畫田家著名，閻立本曾畫田舍屏風十二扇，韓□畫《田家風俗》、《村社》、《豐稔》等，但此類作品皆未見流傳，僅在敦煌莫高窟大型經變畫中尚可見有不少描繪農業耕作等的畫面。

    山水畫表現自然山川大地之美的山水畫在隋唐時期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的畫種，擺脫了魏晉南北朝時“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的稚拙狀態而趨向成熟。隋及唐代前期的山水畫中常穿插神仙內容及貴族游樂，多以青綠賦色，纖麗而富有裝飾性。隋代展子虔擅長“臺閣、人馬、山川，咫尺千里”，傳為他所畫的《游春圖》以纖美的筆致和青綠設色，成功地畫出了春山春水的深遠廣闊和貴族士人騎馬泛舟游樂的場景，予唐代山水畫以深遠影響。初唐人物畫家閻立本等雖以人物畫為主，但也承緒前代山水畫而有所建樹。然而山水畫的顯著提高是在盛唐以后。李思訓、李昭道父子繼展子虔之后將青綠山水畫提高到新的階段。李思訓的山水畫“筆格遒勁，湍瀨潺緩，云霞飄渺，時睹神仙之事，□然巖嶺之幽”，被譽為“國朝第一”;李昭道則“變父之勢,妙又過之”，所創《海圖》為人稱譽，他們的青綠山水臻麗而富有情趣，被后人奉為典范。以畫人物道釋馳名的吳道子在山水畫上也有突出貢獻，他“往往于佛寺畫壁，縱以怪石崩灘，若可捫酌”，從而開創了豪放壯美的山水畫新風格。他曾奉詔在大同殿畫四川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與以前李思訓用“數月之功”畫的山水壁畫迥然不同，但二者“皆極其妙”。因此，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認為“山水之變，始于吳而成于二李”。盛唐時以山水著名的還有王陀子，“善山水幽致，峰巒極佳”，“絕跡幽居,古今無比”,時與吳道子并稱。又有盧鴻隱居嵩山，謝絕征召不愿出仕,善畫山水樹石,曾畫《草堂圖》以明志。鄭虔工詩，善書畫，尤長于山水，被唐玄宗譽為“鄭虔三絕”。詩人王維也以山水著名于當代，“其畫山水樹石，蹤似吳生，而風致特出”，晚年隱居藍田，曾畫《輞川圖》，表現其所居莊園的優美景色，他的破墨山水尤為后人稱道，他在山水畫中更多抒發了以隱居山林為樂的志趣。中唐以后，破墨山水的成就較為突出。王宰畫山水“出于象外”，他“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經深思熟慮反復醞釀后方下筆作畫，唐人記載他畫的臨江雙樹松柏“上盤于空，下著于水”，“達士所珍，凡目難辨”，具有高雅的情趣。張□善畫水墨山水樹石，尤善以禿毫揮寫，傳說他能手握雙管，同時畫出枯榮不同的樹，“生枝則潤含春澤，枯枝則慘同秋色”，畫山水則“高低秀麗，咫尺重深,石尖欲落,泉噴如吼”，富有藝術感染力。他曾著有《繪境》一篇，述作畫要訣，惜已失傳。當時另一位以畫樹石著名的畫家畢宏向他請教畫法，他答以“外師造化，中得心源”，言簡意賅的闡明了山水畫創作中主客觀的統一，在描繪自然形象的同時強調畫家主觀思想情趣的表達。中晚唐之際著名的山水畫家還有項容、楊炎、顧況、劉商等，另有王墨善潑墨山水，酒醉后以墨潑于絹上，腳蹙手抹，或揮或掃，或淡或濃，隨其形狀畫為山石云水風雨云霞；又有李靈省善畫山水樹石,皆一點一抹便得其象,而形象情趣頗足；他們都不是按常法作畫，因而被視為逸格。專長樓閣的畫家有尹繼昭，曾畫《姑蘇臺》、《阿房宮》等，界畫作為專門題材，尹繼昭是重要的先驅者。晚唐時荊浩隱居于太行山，善畫北方山川的壯美景色，開啟了五代山水畫的新階段。唐代山水畫多表現全景式的大山大水和松石平遠，創造并發展了青綠、破墨等表現手法，形成了多種風格，反映了貴族士大夫的不同階層的思想情趣。山水畫不僅繪成屏風卷軸，而且也較廣泛地裝飾于宮殿、廳堂、寺觀的壁畫，專長山水的畫家也相繼涌現，顯示山水畫開始在民族繪畫中占有重要地位。

    花鳥畫

    花鳥畫在隋唐時代也已成為獨立畫種并有了明顯的進步。中國描繪動植物形象的圖像早期多見于工藝品裝飾，漢代常表現祥瑞圖像，魏晉以后，已有人畫蟬雀等禽鳥蟲獸。隋唐時代由于貴族美術的發展，花鳥題材多流行于宮廷及上流社會，用以裝飾環境及滿足精神欣賞需要，如初唐貞觀時，太宗與侍繡泛舟春苑池，見□□戲水，乃召閻立本圖寫；高宗時，薛稷以畫鶴著稱，嘗創六鶴屏風樣，當時秘書省壁上就有薛稷畫鶴及郎余令畫鳳凰，被譽為絕藝。德宗時邊鸞善畫折枝花鳥，“下筆輕利，用色鮮明”，能“窮羽毛之變態，奮花卉之芳妍”,當時新羅國進獻孔雀，詔令邊鸞圖寫其貌,翠彩生動，得婆娑之態。唐代皇室貴族官僚士人善花鳥者頗多,漢王李元昌善畫鷹鶻,滕王李元嬰、李湛然以畫蜂蝶禽花著稱，開元時戶部侍郎馮紹正尤善畫鷹、鶻、雞、雉，玄宗時太常卿姜皎亦善畫鷹鳥，同州澄城令白□畫鷹鶻“嘴爪纖利，甚得其趣”，又有協律郎蕭悅善畫一色竹，頗有雅趣，武后時工部郎中殷仲容畫花鳥妙得其真，“或用墨色，如兼五采”，可見在富麗工致的花鳥畫發展的同時，已出現用水墨描繪花鳥的表現方法。花鳥畫在佛寺壁畫上也時有出現，宋代黃休復《益州名畫錄》載:唐末刁光胤入蜀,就在大圣慈寺熾盛光佛院明僧錄房窗傍小壁畫四時雀竹及三學院大廳畫花雀兩堵，滕昌□也在大圣慈寺畫天花瑞像，至于殿堂障壁屏風以花鳥為裝飾就更趨普遍了。今存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壁畫六扇花鳥屏風，每幅都畫水禽及花卉，天上還點綴飛鳥。日本正侖院所藏對鳥紋夾纈屏風裝飾畫兩只長尾鳥對啄一蝶，背后有花一株，兩花旁有蝶飛舞，鳥草夾纈屏風也用多色染出花、蝶、鳥雀等，造型生動，具有較強的裝飾性，是研究唐代花鳥畫極為寶貴的資料。正是唐代花鳥畫技巧上的不斷探索和提高，才為五代兩宋花鳥畫的發展和繁榮創造了條件。

    壁畫

    壁畫藝術在隋唐時達到極盛。當時宮殿、衙署、廳堂、寺觀、石窟、墓室都有壁畫裝飾。唐代壁畫繼承漢魏的傳統又有巨大發展，壁畫題材由圖繪人物及佛道故事擴大到表現山水、花竹、禽獸等方面，內容及技巧上均大大超過前代。

    隋唐在長安、洛陽營造的宮廷殿閣，極為壯麗，為適應政治需要及美化環境的要求，其中大都有壁畫裝飾。唐太宗時閻立本奉詔在凌煙閣畫《二十四功臣圖》（即《凌煙閣功臣圖》）,表彰開國的功臣勛將。玄宗時,李思訓、吳道子先后在大同殿畫四川嘉陵江山水，“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子一日之跡，皆極其妙”，各具不同的風格。從唐人詩歌里還可見當時以畫鷹、獅、鶴等飛禽走獸來裝飾廳堂的現象，畫鶴名家薛稷在長安、成都等地廳署壁上都曾畫鶴，韋偃曾應杜甫請求在成都堂壁上畫馬。

    在近數十年考古發掘中,發現了大量唐代壁畫墓,其中以分布于陜西西安附近的唐代皇族墓室壁畫最為精美(見隋唐墓室壁畫)。壁畫依墓道、天井、甬道、墓室不同位置設計繪制，內容包括出行、儀衛、樂舞、宮女內侍等,其中以位于陜西三原之李壽墓壁畫,位于乾縣之李重潤墓壁畫、李賢墓壁畫、李仙蕙墓壁畫最為突出。李壽墓中長達6米的《狩獵圖》畫叢山峽谷中數十名獵手圍獵，紛亂中有章法。李賢墓墓道東壁長達12米的《狩獵出行圖》，畫中人物掣鷹攜犬騎馬奔馳在長安大道上，反映了貴族耀武揚威的氣勢；《馬球圖》畫體態矯健的球手們馳馬爭球，形象地記錄了唐代流行的體育項目；《客使圖》表現3個外族使節在唐朝官員引導下的進謁場面，反映了唐王朝與邊遠各政權的密切關系。李重潤墓之《闕樓圖》巍峨壯麗，儀仗隊伍氣勢莊嚴，場景浩大。李賢墓與李仙蕙墓中的《宮女圖》面龐豐滿，身姿優美，眉目傳神。這些壁畫大都出于宮廷畫工之手，描繪了人物、仕女、界畫、山水等各種形象，線條或嚴謹勁簡，或灑落而有氣概，用色絢麗燦爛，顯示了初、盛唐時期的繪畫水平。唐?李賢墓壁畫《客使圖》

    隋唐時期宗教壁畫創作出現高潮，遍布各地的大量寺觀中皆有壁畫，長安、洛陽兩地寺觀壁畫大都是名畫家的手筆，畫跡早已不存，其盛況在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記兩京外州寺觀壁畫》及段成式《寺塔記》中有較具體的記錄（見隋唐寺觀壁畫）。唐中葉以后，四川地區寺觀壁畫非常隆盛，宋代黃休復《益州名畫錄》詳盡記載了大量生動的資料。唐代寺觀壁畫氣勢恢宏，色彩燦爛，題材上一反南北朝流行的宣揚以犧牲及苦修為內容的本生故事，而大量盛行歌頌天國的美好和歡樂的經變畫，寺廟壁畫中大量圖繪《西方凈土變相》，名僧善導大師一生曾圖繪凈土變相300余堵。宗教壁畫中也出現不少描繪現實生活的場景,神佛形象具有人的氣質,甚至菩薩如宮娃，以貴族的姬妾歌伎為模特兒，有的寺廟中還畫有高僧肖像。唐末黃巢起義，僖宗逃到四川，回長安前畫其像及文武百僚像于成都大圣慈寺，是一幅規模巨大的群像。山水、花鳥也在寺觀中出現，吳道子常于佛寺畫怪石崩灘，王維在清源寺畫輞川圖，張詢在成都昭覺寺畫三時山，刁光胤在大圣慈寺畫四時雀竹等都受到人們的稱贊。以上種種跡象清楚地顯示了宗教壁畫中有明顯的世俗化傾向。寺觀壁畫在很多名畫家的創作中占有很大比例，閻立本、尉遲乙僧、張孝師、范長壽、吳道子、皇甫軫、劉行臣、周□、孫位等都以擅長壁畫享有盛名。他們的作品有著鮮明的民族風格和個人特色。

    隋唐寺廟壁畫早已頹廢不存，但石窟壁畫卻有很大部分遺存下來，其數量和藝術水平都大大超過往代。由于國力強盛,絲綢之路暢通無阻,中原文化與西域文化的交流，新疆地區克孜爾石窟、庫木吐□石窟及森木塞姆石窟的壁畫更加精美，并有著鮮明的地區特色。敦煌莫高窟壁畫至唐代達到繁盛的頂點，現存唐窟200多個,幾乎占現存全部石窟的半數，其中大型洞窟,如初唐220窟、217窟，盛唐103窟、130窟等,以其壁畫規模之宏偉，內容之豐富，造型之準確,色彩之燦爛,非其他時代所能比擬。大幅的經變畫,特別是大量的西方凈土變相,以巨大的場景畫出樓臺殿閣、七寶蓮池、歌舞伎樂的一切美好的景物，是唐代繁榮富庶的社會經濟的曲折反映。彌勒經變、法華經變、觀音普門品等壁畫中畫出了行旅、嫁娶、農耕、收獲等大量生活場景，壁畫中創造了佛、菩薩、弟子、天王等栩栩如生的形象，飛天凌空飛舞，尤具有浪漫主義色彩。供養人中的豪門權貴的形象也占據重要壁面，盛裝艷服，攜帶親屬奴婢,如130窟樂庭□及王氏夫人供養像,156窟《張議潮出行圖》等都以巨幅畫顯示其權勢地位的顯赫。大量畫跡的保留為研究唐代繪畫及社會歷史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資料。

    繪畫史論及品評著述

    唐代繪畫的繁榮促進了繪畫史論的發展，收藏著錄及繪畫史論的著述之成就也大大超過往代。唐代一些帝王對繪畫銳意搜求，太宗、玄宗時屢派搜訪書畫使及接受民間獻納書畫,御府所藏,頗具規模，貴族士大夫如司馬竇瓚、薛稷、陳閎、韓愈、裴度、李德裕及張彥遠的曾祖張嘉貞等也都富有收藏。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詩中屢次涉及對書畫的贊美。可見當時對繪畫的濃厚興趣。唐代繪畫品評著作有彥□《后畫錄》、李嗣真《續畫品錄》、張懷□《畫斷》和竇蒙《畫拾遺錄》等。唐太宗時中書舍人裴孝源集公私秘藏前代名畫及佛寺繪壁加以著錄，著為《貞觀公私畫錄》一書。武宗時翰林學士朱景玄集唐初以來畫家97人，述其生平藝術活動并加以品評，保留了唐代畫家的大量史料,實具有斷代史性質。張彥遠于大中元年(847)完成的《歷代名畫記》更是現存最早的一部繪畫通史巨著。書中搜集了自古迄會昌元年(841)畫家372人的史傳，書前還有關于繪畫問題論評16篇，闡述著者對繪畫藝術的美學觀點，記錄了畫家師承源流、山水畫發展概貌及繪畫收藏、寺觀畫壁等，保存了歷代繪畫的珍貴史料。會昌三年，段成式筆錄了長安寺廟情況，尤側重記載了壁畫等藝術品，撰成《寺塔記》（收入《酉陽雜俎》續集），與《歷代名畫記》中“兩京寺觀畫壁”一節都為了解和研究唐代壁畫藝術提供了生動具體的資料。

    與各國的繪畫交流隋唐對邊疆及域外之間文化交流頻繁而活躍，長安等地即有邊疆民族及國外的畫師從事藝術活動。豐富的中國繪畫吸引著周圍各國，不少外國使臣、商人、學者、僧侶搜求中國繪畫作品攜帶回國。隋唐時日本屢次派遣使團，隨行人員中即包括有畫師。天寶(742～756)年間，鑒真和尚及其隨行弟子東渡日本，在弘揚佛教的同時，對日本宗教雕塑和繪畫也作出一定貢獻。唐代高宗時日本旅華僧人空海回國帶回名畫家李真《真言五祖像》，日本正倉院至今有唐代繪畫及書法作品，欽慕唐文化的日本，其繪畫也明顯地受到唐代繪畫影響。朝鮮對唐代繪畫也很感興趣，德宗貞元(785～805)末年新羅商人在江淮一帶以高價購求周□的繪畫作品數十卷攜帶回國。唐代與中亞文化聯系密切,杜環《經行記》中曾記載他流落中亞，在大食王國見到漢人畫匠樊淑、劉□等人。天竺(印度)、獅子國（斯里蘭卡）等與唐代文化交流尤為頻繁，對唐代文化產生了一定影響，太宗時王玄策出使天竺，即有畫工塑匠法智等隨行，獅子國來唐僧人金剛三藏善畫西域佛像，曾在洛陽廣福寺木塔下素像起樣，風格獨特。唐代繪畫在傳統基礎上大膽吸收西域畫風。于闐畫家尉遲乙僧長期居留長安，他善畫外國人物及佛像，“用色沉著，堆起絹素”，勾線“小則用筆緊勁如屈鐵盤絲，大則灑落而有氣概”。他在長安光宅寺普賢堂畫的《降魔變》，被認為“頗有奇處，身若出壁”。康國人康薩陀在唐為振威校尉，畫異獸奇禽，初花晚葉，生動而富有變化。他們的藝術在當時享有很高的聲譽。

    中國五代僅有短暫的53年，但中原地區先后更換了5個王朝,其他地區并存著10多個地方割據政權──十國及契丹等，各個地區之間并不因為分裂而斷絕經濟溝通。特別是西蜀和南唐農業和手工業繼續發展,商業繁榮,加之戰爭較少，政局相對穩定，促進了文學藝術的某些變革，通俗性、玩賞性、享樂性的文藝應運而生。繪畫也出現了新的機運，具有明顯的地方色彩和時代特征。

    3個繪畫中心及其著名畫家五代十國各個地區之間由于歷史地理及政治上的種種原因，繪畫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其中以中原、西蜀和南唐這3個地區的繪畫最為發達。

    中原地區,雖然連遭戰爭破壞和政局動蕩的干擾,但唐代遺留下來的文化根基比較雄厚，繪畫一般仍能不墜唐人典型。洛陽、汴梁(今河南開封)等地，寺觀壁畫活動仍保持相當規模。山水畫經過荊浩等畫家的創造，尤有新的進展。地處邊遠的敦煌，在曹議金家族的比較穩定的統治之下，莫高窟的壁畫繪制仍在持續進行，并顯示出一定的起色。

    西蜀和南唐，經濟繁榮，政局相對穩定，加之統治者對繪畫的愛好和對畫院事業的重視，使兩個地區的繪畫大放異彩，一時畫手輩出，畫派爭妍。由于西蜀從唐代以后，隨著唐玄宗、僖宗先后逃難入蜀，不少中原畫家如盧棱伽、常粲、孫位、刁光胤、呂□等紛紛到四川定居，使西蜀受中原繪畫影響較深，傳統風格的寺觀壁畫尤極一時之盛。南唐繪畫則發展得較晚，其繁榮時期已下跨到北宋初年，故不論在題材、風格、技法和審美情趣上，比起中原和西蜀來都具有較多的新意。

    此一時期各個地區間的繪畫發展雖不平衡，但彼此之間互相影響，畫家和作品交流的現象從未間斷。如契丹的耶律倍于后唐時來到中原；后晉的王仁壽由中原來到契丹；原在浙江的貫休于后梁時入秦，最后來到西蜀；原在西蜀的丘慶余后來來到南唐；后蜀國主將黃筌父子等人所畫《秋山圖》等作品饋贈給南唐國主；江、吳、荊、湖等地商人入蜀采購杜敬安所畫羅漢像、阮惟德所畫“川樣美人”，販運到本地去賣。這種交流對于推動當時的繪畫發展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五代歷史甚短,其前期畫家如荊浩、胡□等,多是由唐代跨進到后梁的，故有的史學家常把他們看作唐代人；其后期畫家如郭忠恕、巨然、石恪等，因其自五代入宋以后還有過一段時間的活動。其他如董源、徐熙、周文矩、顧閎中、趙□等，其活動年代雖然均只限于在南唐歸順于北宋之前,由于從北宋建國之年(960)算起，后蜀和南唐這兩個政權實體還曾分別延續了5年和15年之久，這就使得五代的下限與北宋的上限發生交叉。

    不過，從畫家主要活動年代多數來判斷，屬于五代的著名畫家在中原地區有擅長佛道人物的胡翼、趙巖、劉彥齊、王殷、朱繇、張圖、跋異、韓求、李祝、王仁壽，擅長山水的荊浩、關仝，擅長宮室的郭忠恕以及花鳥畫家于競、厲歸真；在西蜀有佛道人物畫家貫休、高道興、高從遇、房從真、石恪、蒲師訓、杜子□、趙德玄、趙忠義、阮知誨、阮惟德，山水畫家李□、姜道隱，花鳥畫家滕昌□、黃筌、黃居寶、黃居□、在南唐佛道人物畫家有曹仲玄、王齊翰、高太沖、顧德謙、周文矩、顧閎中，山水畫家有董源、巨然、趙□，花鳥畫家有鐘隱、徐熙、唐希雅、丘慶余，宮室畫家有衛賢、朱澄等。

    人物畫盛行于唐代中期以后的風俗、仕女畫科,到了五代時期益臻成熟，既有陸晃多畫村野人物、張質工畫田家風物等取材農村生活的風俗畫；又有杜霄所畫秋千、捕蝶仕女，周文矩所畫理鬢、按舞、搗衣、熨帛仕女以及貴戚游春等取材貴族生活的風俗畫。正如當時文學上盛行表現鄉土風味的竹枝詞和表現城市奢侈生活的香艷詞曲那樣，都是同一時代風氣之下的產物。在北方契丹政權所轄地區，這時則出現了以反映北方邊民生活習俗和地方風光為特色的以胡□、胡虔父子為代表的蕃馬圖。

    佛道畫科在五代也頗為興盛。唐代中期便已出現的宗教繪畫世俗化的趨勢至此時表現得更為突出，佛教題材的繪畫中作為禮拜對象的佛、菩薩的莊嚴肅穆的形象，遠不如以普通僧人作為原型的羅漢像塑造的出色。西蜀的貫休、張立，南唐的王齊翰均以擅長羅漢著稱。道教題材的繪畫也同樣有著世俗化的趨勢。

    寫真是五代統治者十分重視的畫科。前蜀先主王建使高道興、趙德齊畫皇姑、帝戚、后妃等像于朝真殿上，后蜀先主孟知祥命阮知誨為自己寫真于大圣慈寺真堂，又寫兩位公主像于內廷，這些肖像畫大約都是旨在顯示主人公的富貴身份。南唐中主李□命周文矩為自己和王弟們寫真，后主李煜命顧閎中偷寫韓熙載夜宴情狀，從現存作品來看，均頗能深入地刻畫主人公的個性。

    山水畫、花鳥畫五代山水畫、花鳥畫在唐代的基礎上進行不懈的探求，取得比人物畫更為突出的成就。在意境和審美情趣方面，五代山水畫較之唐代更能表現出各種不同的自然面貌和創造出富有個性的深妙的意境。如荊浩、關仝作品中出現的是“云中山頂，四面峻厚”、“工關河之勢，峰巒少秀色”的典型的北方山水；董源、巨然作品中出現的是“溪橋漁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嵐氣清潤，布景得天真多”的典型的南方山水，這是唐代所不曾有的。

    五代花鳥畫有以黃筌和徐熙為代表的兩大派別，在題材、風格和審美情趣上存在著“富貴”與“野逸”的差異。在表現技法方面較之唐代有更多的突破。唐代興起的山水畫中以運用水暈墨章和破墨為特色的水墨畫法，和花鳥畫中以注重描寫活禽生卉為特色的寫生畫法，至五代時期被更加廣泛運用并逐漸加以完善。荊浩將墨列為繪畫“六要”之一，董源創造一種“落筆甚草草”的披麻皴法,黃筌的勾填法和徐熙的落墨法,用以表現各不相同的審美意趣，唐希雅用李后主金錯刀書法用筆以寫竹木。所有這些，莫不說明五代山水、花鳥繪畫表現技法有了長足的進步。一些畫家們不僅擅名于當代，而且給后世垂留下典范。“荊、關、董、巨，又一變也”所造成的深遠影響和“黃徐體異”所代表的兩大派系，一直延續到后世畫壇而經久不衰。

    石窟壁畫和寺觀壁畫五代石窟壁畫遺跡見于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者，為數甚為可觀。這些壁畫格法雖沿自唐代，但也頗具特色。如莫高窟第98窟《勞度叉斗圣變》、第100窟《曹議金出行圖》和《曹夫人回鶻公主出行圖》等，都能在規模宏大的構圖中細致地刻畫眾多的人物和驚險、熱烈的情節。

    這些壁畫中供養人像被喧賓奪主地畫得身形高大，如第98窟的于闐國王李圣天像和于闐國皇后曹氏像都高達2.8米左右,為敦煌壁畫中身形最大者。五代寺觀壁畫，繼唐代之后，在洛陽廣愛寺、汴梁大相國寺、成都大圣慈寺、圣壽寺和青城山丈人觀等佛寺道觀，都成為壁畫名手施展絕藝、較量勝負的場所。如后梁時朱繇、張圖、跋異畫廣愛寺佛像和鬼神，后晉時王仁壽畫大相國寺凈土院培薩，前蜀時趙德齊畫大圣慈寺天王，皆名噪一時。寺觀壁畫題材已不僅限于佛道，如李□畫成都圣壽寺壁上山水，董羽畫金陵（今江蘇省南京市）清涼寺壁上海濤，即是其例。

    畫院的設立在美術史上,唐末就已出現授予御用畫家以翰林待詔、翰林供奉等職稱的作法。到了五代，西蜀和南唐則已有畫院的設立，用以容納御用畫家和掌管宮廷繪畫事務。此外，從榆林窟壁畫題記上也可以看到“勾當畫院”、“知畫手”這些銜號，足證當時在曹氏政權下也設有畫院機構。

    繪畫理論著作五代時期關于繪畫理論、品評、著錄的專著，數量也頗為可觀。

    據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所載，計有荊浩《畫山水訣》、無名氏《梁朝畫目》、僧仁顯《廣畫新集》、辛顯《益州畫錄》、無名氏《江南畫錄》以及徐鉉《〈江南畫錄〉拾遺》等多種，惜其書早已散佚。現在流傳下來的僅有荊浩《筆法記》（或題為《畫山水錄》、《山水受筆法》）一篇，其中頗多精辟的見解，如“畫有六要”──氣、韻、思、景、筆、墨之說，是繼謝赫“六法”之后，提出與五代繪畫創作新追求相適應的新的論畫標準。《圖畫見聞志》引用僧仁顯和辛顯二書對幾個畫家的品評，如僧仁顯評孫位為逸品，評范瓊、陳皓為妙品上,評彭堅為妙品,辛顯評范瓊為神品，評陳皓、彭堅為妙品，由此可見：介于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畫錄》之后和北宋黃休復《益州名畫錄》之前，五代時期運用逸、神、妙、能等品格來品評畫藝優劣，似已成為一時風氣。

    中國西夏是以黨項羌人為主體的地方割據政權，從11世紀到13世紀,前后延續將近200年，遺留下許多壁畫、彩繪木板畫、木刻畫、紙和布帛畫等繪畫作品。

    西夏壁畫主要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80多個西夏妝鑾洞窟中,在武威下西溝峴2號窟、永昌千佛閣遺址以及銀川西夏帝陵8號陵墓室和居延黑城子遺址等地也發現了少量的壁畫。西夏石窟寺壁畫以佛教內容為主，除了描繪各種凈土變、說法圖、千佛和供養菩薩外，還出現了十六羅漢、儒童本生、熾盛光佛、水月觀音、曼荼羅五方佛等新的壁畫題材。在榆林窟西夏壁畫中還有3幅《唐僧取經圖》,是中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有關唐僧西天取經的繪畫。西夏早、中期的佛教壁畫繼承晚唐、五代和北宋的畫風，晚期佛教壁畫則具有自己的特點，多以大面積的石綠作底色,呈現著清麗的色調,使土紅色線條勾出的輪廓更加明顯。

    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畫中,有以山水為主的畫面，真實地描繪了西北地區山嶺樹疏高曠的風貌，反映出西夏山水畫的一些特點。

    西夏石窟寺壁畫中，還有大量的供養人像，刻畫了國王、官吏、命婦、武士、平民、侍從和不同的少數民族的各類形象。壁畫中以黨項人為主體的供養人像，為上窄下寬的長圓臉型，直鼻，體型較高，較鮮明地描繪了黨項人的特征。榆林窟3窟西夏壁畫

    武威西郊林場西夏墓出土的彩繪木板畫，共發現30幅，均為小幅畫面。最大一幅為墓主人肖像，長28厘米，寬10.5厘米。木板畫主要描繪現實生活中的人物，有墓主人、男女侍從、武士、牽馬童等，還有龍、金雞、狗、豬、日、星等圖象。畫法較精細，設色淡雅，基本上用平涂法，人臉等重要部位則施用暈染法。然后用墨線勾勒，外廓線較粗，衣紋線條用折蘆描，起筆重，轉折陡直,給人以勁挺的感覺。2號墓出土的木板畫中的墓主人像，生動地描繪了稱作“蒿里老人”的墓主人的老態特征。《童子馭馬圖》以奔動的氣勢再現了童子執鞭馭馬飛奔的情景,是西夏繪畫中的杰作。出土木板畫的2座墓有天慶元年(1194)至八年的年號題記，應為西夏晚期作品。

    在西夏有的佛經中，印有精美的木刻畫。莫高窟附近的元代塔墓中出土了3部西夏文佛經,上有刻印的佛教故事畫。其中有一部完整的佛經，經文在下，與經文相應的畫面在上，共有60多幅情節前后連貫的佛教故事畫，是中國早期連環畫中的珍品。西夏木刻畫中有的作品構圖復雜繁麗，應是壁畫的縮本。如西夏文《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中的《西夏譯經圖》等木刻畫，人物眾多，場面浩大，刻法流暢，顯示出精湛的木刻技藝。

    1909年，在居延黑水城西的塔墓中，發現了繪畫作品約300件,多是畫在亞麻布、絹帛和紙上的佛像。這些佛畫主要繼承晚唐、北宋以來的繪畫傳統，少量佛畫受到印度畫風的影響。

    西夏繪畫遺存的作品甚多，晚期繪畫還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是中華民族繪畫的組成部分，在中國美術史上占著一定的地位。

    13世紀初,蒙古族興起于塞北,國勢逐漸強盛，1234年滅金，取得金朝原有的華北之地,于1279年滅南宋,統一中國，建立以大都（今北京）為中心的元帝國。元代立國之初，蒙古族統治者在教育程度、文化藝術素養等方面，與中原士大夫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為了進一步鞏固統治，遂禮遇儒臣，重視漢文化，從儒家經典中學習治國之道。世祖忽必烈具有雄才大略，他大力招攬人才，廣收“江南遺逸”，重用漢族儒臣，還命漢族士大夫對皇室成員及蒙古族大臣弟子進行漢文化教育。至仁宗和文宗朝(1312～1332),更進一步“親儒重道”,禮遇文士，尤其喜好書畫藝術。文宗建立奎章閣，任命畫家、書畫鑒藏家柯九思為鑒書博士，對內府所藏書畫進行鑒別查定，故翰墨之盛以文宗時為最。

    元代繪畫中，文人畫占據畫壇主流。因元代未設畫院，除少數專業畫家直接服務于宮廷外，大都是身居高位的士大夫畫家和在野的文人畫家。他們的創作比較自由，多表現自身的生活環境、情趣和理想。山水、枯木、竹石、梅蘭等題材大量出現，直接反映社會生活的人物畫減少。作品強調文學性和筆墨韻味，重視以書法用筆入畫和詩、書、畫的三結合。在創作思想上繼承北宋末年文同、蘇軾、米芾等人的文人畫理論，提倡遺貌求神，以簡逸為上,追求古意和士氣,重視主觀意興的抒發。與宋代院體畫的刻意求工、注重形似大相徑庭，形成鮮明的時代風貌，也有力地推動了后世文人畫的蓬勃發展。在元代短短90余年內,畫壇名家輩出,其中以趙孟睢⑶?　⒗睢酢⒏嚦斯А⑼踉ǖ群禿懦圃?募業幕乒??⑽庹頡⒛哞丁⑼趺勺罡菏⒚??

    山水畫元代繪畫以山水畫為最盛，其創作思想、藝術追求、風格面貌，均反映了畫壇的主要傾向，影響后世也最深遠。元初山水畫家以錢選、趙孟睢⒏嚦斯???憩他們均對傳統山水畫進行了認真探索,并托復古以尋求新路。錢選善畫青綠山水，師法唐代李思訓、李昭道父子和南宋趙伯駒,并融進文人畫的筆意和氣韻,具有一種生拙之趣。趙孟畹納剿???惴何?彰?抑?ぃ?康魘榛??矗?⒔?櫸ㄓ帽室?牖婊?醋髦校?緯啥嘀置婷病Ｋ?縋暄Ы?片多青綠設色,如《幼輿丘壑圖》，空勾填色，不加皴點，格調古拙；46歲以后師法五代董源和北宋李成、郭熙，以水墨為主，有時將水墨與青綠畫法有機結合，一掃南宋院體積習，發展了山水畫的表現技法，成就突出。高克恭變化出入于米芾、董源、李成之間，形成了渾穆秀潤的獨特風格，在元初與趙孟睢⑶?〔⑶?Ｔ??瀉篤冢?繞鴰乒??⑼趺傘⑽庹頡⒛哞墩饉拇蠹搖Ｋ?侵饕?壇卸?礎⒕奕壞鵲納剿???常?詿醋魎枷牒痛醋鞣椒ㄉ希?苯踴蚣浣擁厥艿秸悅項的影響,又各具特色。黃公望發展了趙孟畹乃???ì并上追董源、巨然，多用披麻皴，晚年大變其法，自成一家。其作品有淺絳和水墨兩種面貌。他的淺絳山水，煙云流潤、筆墨秀逸、氣勢雄渾；水墨山水,蕭散蒼秀、筆墨灑脫、境界高曠，其韻致高于趙孟睢Ｍ趺墑欽悅項外孫，除受趙孟鈑跋焱猬也曾得黃公望指點,又直窺董源、巨然畫法。他的山水畫以水墨為主,間或設色,善用枯筆，創牛毛皴、解索皴法。其作品布局飽滿、結構茂密,山巒多至遠近10層,樹木不下幾十種,筆法蒼渾,有蓊郁秀逸、渾厚華滋之致。吳鎮的山水樹石以董源、巨然為歸，間及荊浩、關仝，多用濕筆,筆法雄勁,墨氣渾潤。題材以《漁父圖》為多,主要描寫江南湖山景色,表現畫家避世幽居、浪跡江湖、寄興山水的隱士生活。作品往往題以秀勁瀟灑的草書詩詞，使詩書畫相得益彰。倪瓚山水畫初師董源，后參以荊浩、關仝筆法，寫山石樹木又兼師李成創折帶皴。其作品大多取材于太湖一帶湖山景色，多用水墨枯筆干擦，偶爾設色。早中年渾厚之中間出以蕭散秀逸,晚年蒼勁之中又出以蘊藉高曠,作品有一種蕭瑟荒寒之感。元四家以他們各自的創新風格和簡練超脫的藝術手法，把中國山水畫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代表了這一時期山水畫發展的主流。

    元代還有一批山水畫家，各有師承，自具特色，在畫史上也享譽頗高。其中受趙孟鈑跋歟?孀誒畛傘⒐?躉?ǖ幕?遙?惺㈨?⑸嚏?⒉苤?住⒅斕氯蟆⑻崎Φ熱恕Ｊ芑乒??屯趺捎跋歟?媸Χ?礎⒕奕壞撓新焦恪⒙礴?⒊氯暄浴⒎醬右濉⒄栽?熱恕Ｑ?澳纖臥禾逕剿??ǎ?Ａ袈碓丁⑾墓繅歐繒哂興錁?蟆⒍∫胺虻熱恕４送猓?跽衽簟⒗釗蓁?⒅煊竦熱說納剿?ジ螅?帽使ふ?該埽?鬯憔?罰????緇??搖?

    人物畫元代人物畫,遠不如山水、花鳥畫興盛,與前代相比，呈式微狀態。由于尖銳、復雜的民族、階級、社會矛盾，使大多數畫家消極避世，漠視人生。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畫家，主要借山川、枯木、竹石，寄情抒志，疏于表現人事。因此，直接反映現實生活的人物畫極少。隨著宗教的風行，在佛道人物畫方面，有一定提高。藝術方面，有些畫家汲取文人畫的筆墨技巧，也獲得了一定的成就。元代人物畫家中，趙孟釵?淮?蠹遙??蘋?宋鎩?奧恚?Ψ??坪捅彼衛罟?耄?樸錳?咼韜陀嗡棵瑁?史?⒔。?梟?逖努格調古樸渾穆,面貌多樣。其他名家還有劉貫道、何澄、王振鵬、錢選、任仁發、張渥、衛九鼎、王繹、顏輝等人。劉貫道師法晉唐，集古人之長，筆法凝重堅實，人物意態舒暢，為元初高手。何澄繼承南宋院體遺規，開元代人物畫逸筆先路。王振鵬師法李公麟，筆法流暢勁健，人物神情生動，白描間以淡墨渲染，突破了一般只用線描的程式。錢選人物畫學自晉、唐，衣紋多用顧愷之高古游絲描，工穩而不板滯，蘊清秀于古拙，自成一種格調。任仁發人物鞍馬師法唐人，筆法工細流暢，筆調明快清麗，保留了較多的唐人傳統，但亦有自己風貌，在元初與趙孟釔朊?Ｕ配滓曰?酌樅宋錛?ぃ?Ψ?罟?耄?帽柿鞒┢?藎?蝸笳媸擔?蜩蛉縞??揮??懊罹?筆饋薄Ｍ躋鍔蘋?は瘢?史ㄏ婦??煨妥既罰?裉????讜??は窕?抑諧刪妥釵?懷觥Ｑ棧栽謐誚倘宋锘?矯媯?河惺⒂???帽蝕秩蠛婪牛?越?纖瘟嚎?媚?ǎ?謁??穩局邢殖靄紀剮Ч??

    花鳥畫元代枯木、竹石、梅蘭等題材的繪畫，隨著文人畫的興盛，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并發生顯著變化。其題材往往寓意高潔、孤傲，寄托畫家的思想情操。藝術上講求自然天趣，不尚雕飾和工麗，提倡以素凈為貴。主要用水墨技法表現。其畫風開啟了后來的水墨寫意花鳥畫的先聲。著名花鳥畫家有錢選、陳琳、王淵、張中等人。他們在繼承宋代院體花鳥畫的基礎上各變其法。錢選變工麗細密為清潤淡雅，晚年更創不假雕飾的水墨寫意和彩色沒骨的畫法。王淵師法黃筌，作品多用水墨法,變工整富麗為簡逸秀淡,是元代成就最突出的花鳥畫大家。陳琳、張中筆法粗簡，突破了宋代院體繪畫一絲不茍的規格。竹石畫家最著名的有李□、高克恭、趙孟睢⒖戮潘肌⑽庹頡⒐稅病⒛哞兜熱耍?蠖技壇形耐?⑺臻?蟯跬ン薜拇?扯?兇約禾厴??運????ぁＵ叛飛蘋??持瘢?讜??賦刪?臁Ｆ淥?袷??疑杏欣鈀謾⑿煌ブサ熱恕Ｒ曰?分?普哂兇薷蠢住⑼趺岬熱耍??嵌嘌ё災偃屎蛻瀉脫釵蘧獺Ｗ薷蠢妝史ㄐ坌閎魍選⒛??迦蟆Ｍ趺崮?分Ω賞π悖?史?蚪啵?畹妹坊ㄇ逵鬧?隆?

    壁畫元代壁畫比較興盛，分布地區也很廣。在繼承唐宋和遼金壁畫傳統基礎上亦有新的變化。從實物遺存和文獻記載看，有佛教寺廟壁畫、道教宮觀壁畫、墓室壁畫、皇家宮殿和達官貴人府邸廳堂壁畫。寺廟、宮觀壁畫的題材內容以佛道人物為主，殿堂壁畫大都描畫山水、竹石花鳥,墓室壁畫主要反映墓主人生前生活,有人物，也有山水、竹石、花鳥等。參加創作的作者，大多數為民間畫工。也有一部分文人士大夫畫家。寺、觀、墓室壁畫多出民間畫工之手，宮殿及府邸壁畫以文人士大夫畫家為主。山水、竹石、花鳥等題材的增多，是元代壁畫的顯著特點之一，這與文人畫的興盛和當時藝術風尚及審美愛好有密切關系。元代壁畫主要分為：

    ①佛寺、道觀壁畫。元朝政府為了利用宗教維護其統治,采取了保護宗教的政策,從而使佛教和道教頗為盛行。為了鼓勵宗教的發展，元政府還下令全國興修佛寺、道觀，佛寺、道觀壁畫也隨之應運而生，并多邀民間高手繪制。甘肅敦煌莫高窟第3窟和第465窟佛教密宗壁畫，山西稷山縣興化寺、青龍寺佛教壁畫，山西芮城縣永樂宮、洪洞縣廣勝寺水神廟道教壁畫，均屬于元代壁畫代表作。特別是永樂宮壁畫，規模宏大，描繪人物眾多，內容豐富，技藝精湛，為存世古代道教壁畫之最佳作品。廣勝寺水神廟壁畫中的戲劇人物圖和描寫明應王宮廷生活的畫面，線條蒼勁，色彩豐富，人物形象真實生動，并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亦堪稱元代壁畫中的珍品。此外，像西藏的拉當寺、夏魯寺，內蒙古、遼寧、甘肅、四川和華南許多地區的佛寺、道觀中，當時都繪有佛道壁畫。

    ②墓室壁畫。元代墓室壁畫,據考古發現,最具代表性的有山西大同馮道真墓壁畫和北京密云縣元代墓壁畫,均繪制于元代初期。馮道真墓中的《論道圖》、《觀魚圖》、《道童圖》和《疏林晚照圖》等水墨畫似乎出自同一位作者手筆，其內容真實地反映了墓主人這位道教官員的生前生活、情趣和愛好。圖中人物意態生動，景致優美，筆法流暢而蒼勁，有南宋人遺規；其章法結構又頗受北宋和金代畫法的影響，并且具有文人畫的某些特色。北京密云縣元墓壁畫，人物衣紋勾描嫻熟，花卉竹石線條洗練，尤其梅花、竹石作為單幅畫面的出現，在前代壁畫中極為罕見。上述兩墓壁畫的發現，對于研究元代早期山水、人物、花鳥竹石的畫法和藝術風格的演變有重要價值。其他尚有山西長治市捉馬村、遼寧凌源縣富家屯、內蒙赤峰市三眼井元墓壁畫等。

    ③宮殿、廳堂壁畫。元代皇家宮殿和貴族達官府邸,曾盛行用壁畫進行裝飾。據文獻記載,元代宮中建嘉熙殿，一些著名畫家如李□、商琦、唐棣等人曾應召為該殿畫壁。蒙古族道士畫家張彥輔曾奉□畫欽天殿壁。一些貴族、達官為附庸風雅，也請名畫家在府邸廳堂內畫一些山水、竹石、花鳥一類題材的壁畫。但隨著建筑物的毀滅，這類壁畫已不復存在。上述這些情況，在袁桷、范槨、趙孟□等人的詩集中均有反映。

    元代壁畫的盛行，給一大批民間畫工提供了施展聰明才智的廣闊天地，從而使得唐宋以來吳道子、武宗元等人的優秀壁畫傳統得以繼承和發揚，在中國繪畫上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繪畫史論著述元代繪畫史論著述,數量不少,但有分量的不多。重要著述在史傳類方面有夏文彥《圖繪寶鑒》、莊肅《畫繼補遺》；著錄兼品評類有周密《云煙過眼錄》、湯允謨《云煙過眼續錄》、湯□《畫鑒》;畫法類有李□《竹譜》、黃公望《寫山水訣》、吳鎮《竹譜》、饒自然《山水家法》、王繹《寫像秘訣》等。此外像錢選、趙孟睢⒖戮潘肌⑽庹頡⒛哞丁⒀釵?宓熱說氖?幕蚧婊?獍現校?燦泄賾諢婊?醋鞣矯嫻鬧匾?凼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