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觀前賢論書，征引迂遠(yuǎn)，比況奇巧，如“龍?zhí)扉T，虎臥鳳闕”，是何等語？或遣辭求工，去法逾遠(yuǎn)，無益學(xué)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為溢辭。
　　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跡跋尾，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貯之，隨意落筆，皆得自然，備其古雅。壯歲未能立家，人謂吾書為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江南吳皖、登州王子韶大隸題榜古意盎然，我兒尹仁大隸題榜與之等。又幼兒尹知代我名書碑及手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小簡可使令嗣書。”謂尹知也。
　　老杜作《薛程慧普寺》詩云：“郁郁三大字，蛟龍發(fā)相纏。”今有石本得視之，乃是橫勒倒收筆鋒，筆筆如蒸餅，“普”字如人握兩拳，伸臂而立，丑怪難狀。由是論之，古無真大字明矣。
　　葛洪“天臺之觀”飛白，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歐陽詢“道林之寺”，寒儉無精神。柳公權(quán)“國清寺”，大小不相稱，費(fèi)盡筋骨。裴休率意寫牌，乃有真趣，不陷丑怪。真字甚易，唯有體勢難，謂不如畫算，勻，其勢活也。
　　字之八面，唯尚真楷見之，大小各自有分。智永有八面，已少鐘法。丁道護(hù)、歐、虞筆始勻，古法亡矣。柳公權(quán)師歐，不及遠(yuǎn)甚，而為丑怪惡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書。
　　唐官誥在世為褚、陸、徐嶠之體，殊有不俗者。開元以來，緣明皇字體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時君所好，經(jīng)生字亦自此肥。開元以前古氣，無復(fù)有矣。
　　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當(dāng)。浩大小一倫，猶吏楷也。僧虔、蕭子云傳鐘法，與子敬無異，大小各有分，不一倫。徐浩為顏真卿辟客，書韻自張顛血脈來，教顏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
　　石刻不可學(xué)，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己書也，故必須真跡觀之，乃得趣。如顏真卿，每使家僮刻字，故會主人意，修改波撇，致大失真。唯吉州廬山題名，題訖而去，后人刻之，故皆得其真，無做作凡俗之差，乃知顏出于褚也。又真跡皆無蠶頭燕尾之筆，與郭知運(yùn)《爭坐位帖》，有篆箍氣，顏杰思也。柳與歐為丑怪惡札祖，其弟公綽乃不俗于兄。筋骨之說出于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不怒張自有筋骨焉。
　　凡大字要如小字，小字要如大字。褚遂良小字如大字，其后經(jīng)生祖述，間有造妙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
　　世人多寫大字時用力提筆，字愈無筋骨神氣，作圓筆頭如蒸餅，大可鄙笑。要須如小字，鋒勢備全、都無刻意做作乃佳。自古乃今，余不敏，實得之。榜字固已滿世，自有識者知之。
　　石曼卿作佛號，都無回互轉(zhuǎn)折之勢，小字展令大，大字促令小，是顛教顏真卿謬論。蓋字自有大小相稱，且如“太一之殿”，作四窠分，豈可將“一”字肥滿一窠，以對“殿”字乎！蓋自有相稱，大小不展促也。余嘗書“天慶之觀”，“天”、“之”字皆四筆，“慶”、“觀”字多畫，在下各隨其相稱寫之，掛起氣勢自帶過，皆如大小一般，雖真有飛動之勢也。
　　書至隸興，大篆古法大壞矣。篆籀各隨字形大小，故知百物之狀，活動圓備，各各自足。隸乃始有展促之勢，而三代法亡矣。
　　歐、虞、褚、柳、顏、皆一筆書也。安排費(fèi)工，豈能垂世？李邕脫子敬體，乏纖濃；徐浩晚年力過，更無氣骨：皆不如作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全無研媚，此自有識者知之。沈傳師變格，自有超世真趣，徐不及也。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為司馬系《南岳真君觀碑》，極有鐘、王趣，馀皆不及矣。
　　智永臨集《千文》，秀潤圓勁，八面具備，有真跡。自“顛沛”字起，在唐林夫處，他人所收不及也。
　　字要骨格，肉須裹筋，筋須藏肉，帖乃秀潤生，布置穩(wěn)，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變態(tài)貴形不貴苦，苦生怒，怒生怪；貴形不貴作，作入畫，畫入俗：皆字病也。
　　“少成若天性，習(xí)慣若自然”，茲古語也。吾夢古衣冠人授以折紙書，書法自此差進(jìn)，寫與他人都不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何太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章子厚以真自名，獨(dú)稱我行草，欲我書如排算子，然真字須有體勢乃佳爾。
　　顏魯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尹仁等古人書，不知此學(xué)我書多。小兒作草書，大段有意思。
　　智永硯成臼，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鐘、索也。可不勉之！
　　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片時廢書也。因思蘇之才《恒公至洛帖》，字明意殊有工，為天下法書第一。
　　半山莊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xué)楊凝式書，人鮮知之，余語其故，公大賞其見鑒。
　　金陵幕山樓隸榜，乃關(guān)蔚宗二十一年前書，想六朝宮殿榜皆如是。

　　米芾(1051-1107) ，字元章，號襄陽漫士、海岳外史。祖籍山西，遷居襄陽，有“米襄陽”之稱。史傳說他個性怪異，喜穿唐服，嗜潔成癖，遇石稱“兄”，膜拜不已，因而人稱”米顛”。他六歲熟讀詩百首，七歲學(xué)書，十歲寫碑，二十一歲步入官場，確實是個早熟的怪才。在書法上，他是“宋四書家”(蘇、米、黃、蔡)之一，又首屈一指。其書體瀟散奔放，又嚴(yán)于法度，蘇東坡盛贊其“真、草、隸、篆，如風(fēng)檣陣馬，沉著痛快”；另一方面，他又獨(dú)創(chuàng)山水畫中的“米家云山”之法，善以“模糊”的筆墨作云霧迷漫的江南景色，用大小錯落的濃墨、焦墨、橫點、點簇來再現(xiàn)層層山頭，世稱“米點”。為后世許多畫家所傾慕，爭相仿效。他的兒子米友仁，留世作品較多，使這種畫風(fēng)得以延續(xù)，致使“文人畫”風(fēng)上一新臺階，為畫史所稱道。米芾究竟以書為尚，還是以畫為尚，史家各有側(cè)重。

　　米芾集書畫家、鑒定家、收藏家于一身，收藏宏富，涉獵甚廣，加之眼界寬廣，鑒定精良，所著遂為后人研究畫史的必備用書。有《寶章待訪錄》、《書史》、《畫史》、《硯史》、《海岳題跋>等。《寶章待訪錄)成書于元佑元年(1086)八月，分為“目睹”“的聞”兩大部分，所錄八十四件晉唐品，開后世著錄之先河，影響頗大，甚至有專門模仿此書體例的論著，如明張丑撰《張氏四表》。《書史》則更為詳實，為后世鑒定家的依據(jù)之一。《海岳》一書主要敘述自己的經(jīng)驗心得，十分中肯。該書一般認(rèn)為是后人輯錄米論而在成。

　　米芾平生于書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書為最大。雖然畫跡不傳于世，但書法作品卻有較多留存。南宋以來的著名匯帖中，多數(shù)刻其法書，流播之廣泛，影響之深遠(yuǎn)，在“北宋四大書家”中，實可首屈一指。康有為曾說：“唐言結(jié)構(gòu)，宋尚意趣。”意為宋代書法家講求意趣和個性，而米芾在這方面尤其突出，是北宋四大家的杰出代表。米芾習(xí)書，自稱“集古字”，雖有人以為笑柄，也有贊美說“天姿轅轢未須夸，集古終能自立家”(王文治)。這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米氏書法成功的來由。根據(jù)米芾自述，在聽從蘇東坡學(xué)習(xí)晉書以前，大致可以看出他受五位唐人的影響最深：顏真卿、歐陽詢、褚遂良、沈傳師、段季展。米芾有很多特殊的筆法，如“門”字右角的圓轉(zhuǎn)、豎鉤的陡起以及蟹爪鉤等，都集自顏之行書；外形竦削的體勢，當(dāng)來自歐字的模仿，并保持了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間；沈傳師的行書面目或與褚遂良相似；米芾大字學(xué)段季展，“獨(dú)有四面”、“刷字”也許來源于此；褚遂良的用筆最富變化，結(jié)體也最為生動，合米芾的脾胃，曾贊其字，“如熟馭陣馬，舉動隨人，而別有一種驕色”。

　　元豐五年(1082)以后，他開始尋訪晉人法帖，只一年就得到了王獻(xiàn)之的《中秋帖》。這先人為主的大令帖，對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總覺得右軍不如其子。但生性不羈的米芾并不滿足于小王，早在紹圣年間就喊出了“老厭奴書不換鵝”，“一洗二王惡札”。米芾據(jù)說學(xué)過羊欣，李之儀說，“海岳仙人不我期……筆下羊欣更出奇”。那么米芾學(xué)羊欣大概在卜居海岳庵，是元佑六年之后的事情了。盡管如此，米書并沒有定型，近在元佑三年書寫的《苕溪帖》、《殷令名頭陀寺碑跋》、《蜀素帖》寫于一個半月之內(nèi)，風(fēng)格卻有較大的差異，還沒有完全走出集古字的門檻。直到“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何以為主”時才最后完成了自己風(fēng)格的確立，大概在五十歲以后。這定型的書法面目，由于米芾過于不羈，一味好“勢”，即使小楷如《向太后挽詞》也躍躍欲試。這“勢”固是優(yōu)點，但同時又成了他的缺陷。“終隨一偏之失”，褒貶分明如黃庭堅者應(yīng)該是比較客觀的、公道的。黃長睿評其書法，“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當(dāng)時所謂“正”，并無確指，不一定是現(xiàn)在的“正楷”，倘指篆隸，倒也恰當(dāng)。現(xiàn)存的米芾篆隸，的確不甚工，草書也寫得平平。他后來對唐人的草書持否定態(tài)度，又囿于對晉草的見識，成績平平自然在所難免。

　　米芾作書十分認(rèn)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不假思索一揮而就。米芾自己說：“佘寫《海岱詩》，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事”(明范明泰《米襄陽外記》)。一首詩，寫了三四次，還只有一兩字自己滿意，其中的甘苦非個中行家里手不能道，也可見他創(chuàng)作態(tài)度的嚴(yán)謹(jǐn)。

　　米芾對書法的分布、結(jié)構(gòu)、用筆，有著他獨(dú)到的體會。要求“穩(wěn)不俗、險不怪、老不枯、潤不肥”，大概姜夔所記的“無垂不縮，無往不收”也是此意。即要求在變化中達(dá)到統(tǒng)一，把裹與藏、肥與瘦、疏與密、簡與繁等對立因素融合起來，也就是“骨筋、皮肉、脂澤、風(fēng)神俱全，猶如一佳士也”。章法上，重視整體氣韻，兼顧細(xì)節(jié)的完美，成竹在胸，書寫過程中隨遇而變，獨(dú)出機(jī)巧。米芾的用筆特點，主要是善于在正側(cè)、偃仰、向背、轉(zhuǎn)折、頓挫中形成飄逸超邁的氣勢、沉著痛快的風(fēng)格。字的起筆往往頗重，到中間稍輕，遇到轉(zhuǎn)折時提筆側(cè)鋒直轉(zhuǎn)而下。捺筆的變化也很多，下筆的著重點有時在起筆，有時在落筆，有時卻在一筆的中間，對于較長的橫畫還有一波三折。勾也富有特色。

　　米芾的書法中常有側(cè)傾的體勢，欲左先右，欲揚(yáng)先抑，都是為了增加跌宕跳躍的風(fēng)姿、駿快飛揚(yáng)的神氣，以幾十年集古字的渾厚功底作前提，故而出于天真自然，絕不矯揉造作。學(xué)米芾者，即使近水樓臺如者也不免有失“艱狂”。宋、元以來，論米芾法書，大概可區(qū)分為兩種態(tài)度：一種是褒而不貶，推崇甚高；一種是有褒有貶，而褒的成分居多。持第一種態(tài)度的，可以蘇軾為代表。

　　米芾以書法名世，為北宋四家之一，若論體勢駿邁，則當(dāng)屬第一。他的成就完全來自后天的努力。他三十歲時在長沙為官，曾見岳麓寺碑，次年又到廬山訪東林寺碑，且都題了名。元佑二年還用張萱畫六幅、徐浩書二帖與石夷庚換李邕的《多熱要葛粉帖》。證之其書法，二十四歲的臨桂龍隱巖題銘摩崖，略存氣勢，全無自成一家的影子；三十歲時的《步輦圖》題跋，亦使人深感天資實遜學(xué)力。米老狡獪，偶爾自夸也在情理中，正如前人所云“高標(biāo)自置”。米芾自敘學(xué)書經(jīng)常會有些故弄玄虛，譬如對皇帝則稱“臣自幼便學(xué)顏行”。但是米芾的成功完全來自后天的苦練，絲毫沒有取巧的成分，米芾每天臨池不輟，舉兩條史料為證：“一日不書，便覺思澀，想古人未嘗半刻廢書也。”“智永硯成臼，乃能到右軍(王羲之)，若穿透始到鐘(繇)、索(靖)也，可永勉之。”他兒子米友仁說他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忘寫字。(據(jù)孫祖白《米芾米友仁》)。米芾富于收藏，宦游外出時，往往隨其所往，在座船上大書一旗“米家書畫船”。

　　米芾嗜石，《宋史》本傳記有其事。元倪鎮(zhèn)有《題米南宮拜石圖》詩：“元章愛硯復(fù)愛石，探瑰抉奇久為癖。石兄足拜自寫圖，乃知顛名傳不虛。”據(jù)此詩，米芾對此癖好自鳴得意，自寫《拜石圖》。后世畫家亦好寫此圖，于是米芾拜石一事便喧騰人口，傳為佳話。米氏寶晉齋前也有異石，以供清玩，《書異石帖》記有此石。相傳米芾有“瘦、秀、皺、透”四字相石法。

　　米芾還愛硯。硯是“文房四寶”之一，為書畫家必備之物。米芾于硯，素有研究。著有《硯史》一書，據(jù)說對各種古硯的晶樣，以及端州、歙州等石硯的異同優(yōu)劣，均有詳細(xì)的辨論，倡言“器以用為功，石理以發(fā)墨為上”。《寶晉齋法書贊》引《山林集》中一帖：“辱教須寶硯，……硯為吾首，……”米芾把硯看得像自己的頭顱一樣重要，可謂溺愛之深。(“帖身”亦出于《法書贊》)兼有石癖、硯癖的米芾自然對硯山極為重視。硯山是一種天然峰巒形成的硯石，在底部山麓處，琢平可受以水磨墨，既可作為文房清玩，又能為臨池染墨之具。《志林》記米芾得一硯山而抱眠三日。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是南唐后主李煜之物，為結(jié)屋甘露而轉(zhuǎn)讓他人換得宅地一方，米芾念念思之，因作有《研(硯)山圖》傳世。

　　米芾晚年居潤州丹徒(今屬江蘇)，有山林堂。故名其詩文集為《山林集》，有一百卷，現(xiàn)大多散佚。目前傳世有《寶晉英光集》。米芾能書又能詩，詩稱意格，高遠(yuǎn)杰出，自成一家。嘗寫詩投許沖元，自言“不襲人一句，生平亦未錄一篇投豪貴”，別具一格為其長，刻意求異為其短。

　　米芾畫跡不存在于世。米芾自著的《畫史》記錄了他收藏、品鑒古畫以及自己對繪畫的偏好、審美情趣、創(chuàng)作心得等。這應(yīng)該是研究他的繪畫的最好依據(jù)。米芾的成功在于通過某種墨戲的態(tài)度和母題選擇達(dá)到了他認(rèn)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識到改變傳統(tǒng)的繪畫程式和技術(shù)標(biāo)準(zhǔn)來達(dá)到新的趣味的目的。究其原因：米芾首先是一個收藏宏富的收藏家，鑒定家，對歷代繪畫的優(yōu)劣得失了然于胸，更多考慮的是繪畫本體的內(nèi)容；而蘇軾首先是一代文豪，然后才以業(yè)余愛好者的身份來發(fā)表他的繪畫觀，較多地以詩(文學(xué))的標(biāo)準(zhǔn)來衡量、要求繪畫，固然不乏真知灼見，但終究與畫隔了一層。所以后多是把米芾當(dāng)作畫家，把蘇軾當(dāng)作美術(shù)理論家來看的。心中叨念的是蘇軾的畫論，而手中實踐的卻是米家云山，盡管蘇軾有畫傳世而米芾一無所有。作為歷史研究，不能不指出米芾的美術(shù)思想遠(yuǎn)比蘇軾超出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
　　其子米友仁書法繼承家風(fēng)，亦為一代書家。